指責中國外交傲慢或「戰狼」化　本質是翻版「中國威脅論」

近年中國外交官面對外國的質疑或抹黑時，不時以堅定自信或軟中帶硬的答覆回擊，令歐美政府或媒體頗不自在，故常以「戰狼」（Wolf Warrior）譏之。而日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於記者會上，被日本媒體問及有37％港人想移民、暗喻香港國安法不得民心時，果斷以「我不知道你的問題什麼意思，中國來去自由」一句作答。然而，這表態反而令部分人不快，指責這太過傲慢、太不夠「大國風範」。

其實除了文革時期因極左路線、導致中國外交幾乎停擺並揚言發動「世界革命」，中國外交辭令罕有磨刀霍霍的過激表態，始終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何況「戰狼」一詞本身即是個誤讀，不應是狂熱民粹的代名詞，只要仔細看過電影《戰狼２》，便知劇情強調的是遵循國際法，而非不受拘束的好萊塢式個人英雄主義。

片裏中國駐外大使請求海軍出兵撤離困在戰亂國度的陳博士與一眾中國員工，但艦長斷然拒絕：「沒有聯合國的允許，我方作戰人員禁止進入交戰區」，這才有了男主角吳京的隻身涉險救援行動。而在吳京與中國員工遭亂兵攻擊時，停泊在海上的解放軍軍艦已通過吳京的視頻通話得知情勢危急，但也只能噙着淚咬着牙忍耐，直到上級允准後才出手援救。片尾吳京率領眾人要通過叛軍把持的崗哨前，更乾脆讓人們將武器全拋棄，以單手高舉五星紅旗安然通過。

這些情節，處處都彰顯得依循法度行事的精神，片尾更傳達保障國民安危為優先、而非單憑蠻力殺出血路的意味。這種風格對歐美來說恐怕十分陌生與不解，尤其是動輒干涉他國內政的美國，認為國際規範只會妨礙自己「主持正義」。因此將「戰狼」視為中國過激民族主義的化身，或用該詞來形容中國的反擊，實在是教人啼笑皆非的嚴重誤解。

即便在1950年中共派遣伍修權前往聯合國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時，雖然不斷痛斥「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手上沾滿了中國人民的血」，但為與以英美利益馬首是瞻的國民黨外交官區隔，並要展現中國主權的獨立性，故以較嚴厲的口吻發表演說，甚至批評滿口英語的「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我懷疑這個發言人是不是中國人……中國話他都不願使用」,但最後伍修權仍強調要維護《聯合國憲章》。因此中共打從建政之始，就從沒想當個自絕於外的兇狠孤狼。然而，反而是美國出於冷戰之故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堵與經濟封鎖，不肯讓其融入國際社會。

不過縱使面臨圍堵，中國仍試圖與人交好。1955年萬隆會議時，眾多制度各異的亞非國家雲集印度尼西亞，伊拉克、菲律賓、泰國等國還指責共產主義是「新殖民主義」，試圖給中國難堪。沒想到中國總理周恩來淡定地說道：「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的，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並且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着來宣傳個人的政治思想和各國的社會制度」，強調各國應「求同存異」。

而當黎巴嫩認為「和平共處」是共產黨「術語」時，周恩來稱：「我們可以換一個名詞，而不要在這一點上發生誤會……在《聯合國憲章》前言中有『和平共處』的名詞，這是我們應該能夠同意的。我們應該能夠站在《聯合國憲章》的立場來謀求和平」。周恩來甚至還說：「五項原則的寫法可以修改，數目也可以增減，因為我們所尋求的是把我們的共同願望肯定下來，以利於保障和平」。這些謙和的發言，着實讓不少國家大吃一驚。

而最感詫異的則是美國，因為美國原本以為中國會伺機抨擊自己與倡言台灣問題，沒想到周恩來的姿態卻是如此温和有力。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都不情願地承認「萬隆會議對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年）先生來說是一個嚴重挫折，相比之下，周恩來先生取得了一定的個人成功」。然而周恩來代表的始終是中國官方，因此杜勒斯欲說還休的評語，其實正說明了中國在萬隆會議取得的成就。

爾後隨着改革開放與國力尚待恢復的因素，中國在許多涉外事務上選擇較退讓的態度，使得不少中國人民認為彼時的中國外交太過軟弱，尤其在1993年美國誣指中國貨輪銀河號向伊朗運載化武原料、1999年美軍炸燬中國駐南聯盟使館導致死傷、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81192撞機事件）使飛行員王偉失蹤等重大事故，美國的蠻橫與中國的忍讓教大眾十分憤懣，中國外交官吳建民還慨歎地表示有人給外交部寄了鈣片，諷刺中國外交「太軟」。負責處理銀河號事件的外交官員沙祖康，也在多年後認為當時中國實在太「窩囊」，但還是得「兩害相權取其輕」同意美國登船檢查。

所幸隨着中國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他國不再敢太過張牙舞爪地欺凌中國，中國也越來越有底氣敘述自己的「中國故事」，重現周恩來時期的風采。比如被捧為最會「懟」外國偏見的中國外交官傅瑩，便常以不卑不亢又棉裏藏針的發言讓輿論驚歎。2016年傅瑩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時，德國主持人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質問傅瑩「中國是不是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朝鮮的控制」，傅瑩立刻微笑着回覆：「這種用語很西方，對一個國家失去了控制、一個主權國家？中國不是這麼想的，我們不控制任何國家，我們從來沒控制過任何國家，我們也不想被控制」，這令韓博天頓時尷尬不已。

而擔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華春瑩也頗得前輩傅瑩的真傳，當2018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及特朗普（Donald Trump）抱怨「中國間諜」監聽自己的蘋果手機時，華春瑩則回敬道「感覺現在美方有些人真是在不遺餘力地角逐奧斯卡最佳劇本獎」，並給了教人捧腹的建議：「如果很擔心蘋果手機被竊聽的話，可以改用華為手機…如果還覺得不放心，為了絕對安全起見，可以停止使用任何現代通訊設備，斷絕與外界的所有聯繫」。

如此維護主權又不失風趣的發言，其實正是中國的自信展現，因此豈能批評為「戰狼」或「民族主義」呢？難道中國沒資格據理力爭反駁謠言嗎？比起中國，歐美國家的舉止恐怕才是最不尊重國際法的，比如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拿着白粉，誣稱這是伊拉克「生物武器」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還有2020年6月11日特朗普簽署命令，準備制裁調查美軍戰爭罪的國際刑事法庭（ICC）官員，此類事例實在不勝枚舉。

因此若抱持雙重標準批評中國外交，委實太過不公，其動機無非是借題發揮，試圖從另種角度渲染「中國威脅論」，同時意圖剝奪中國的話語權。最重要的是，人們應更理解中國昔日艱困的國際處境，以及今日歐美強權的嘴臉，若隨着西方起舞指責中國，片面要求中國在外國的進逼或抹黑下多忍讓，那只能說已不自覺地淪為西方價值觀的附庸，匍匐在歐美語境裏忘了如何直起腰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