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1日起，強制社保開始在中國實施，屆時用人單位必須為員工繳納社保，員工個人依規也需要從工資收入中繳納一定比例。對社會保障的機制性建構和長期缺乏社會保障的底層勞動者來說，這是一件好事，體現了經濟的普惠價值和體制對底層的制度關懷，但是卻意外引起了對社保公平缺失的激烈討論，而且越在底層越激烈。

歸結起來，人們的關注點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是現在處於經濟下行期，很多中小微和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經營困難，強制社保會不會成為壓垮這類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最終不僅未能達到增強社會保障的目的，反而導致底層就業和工資收入進一步下降，社會缺乏信心。

第二，到底是社保需要員工，還是員工需要社保。因為社會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明顯，中國社保資金池面臨長期支付壓力。而社保自身又是一個類似「龐氏騙局」的滾動收支機制（無任何貶義，西方發明的社保制度在各國的實施本來就是如此），交社保的人是基於對社保制度的信任，把錢交給國家或某個獨立機構，退休後再逐年領取。因為年輕人享受社保收益在退休後的遙遠未來，而社保又面臨當期收支壓力，輿論因此質疑，到底是社保資金不足了需要強制員工繳納社保？還是為員工利益考慮要求強制繳納。

第三，現有社保存在制度性嚴重不公，無法讓勞動者相信自己是強制社保的受益者。現有社保制度依社會群體劃分，目前主要包括三大類。一類是體制或泛體制的公務員、事業單位以及國有壟斷性企業，這類人員享受着超國民待遇的社保福利，發達地區或有一定級別者退休後每個月能享受一兩萬退休金和其它附加福利。第二類是自己繳納在就業企業強制繳納社保的企業員工，包括一般外資和集體、民資企業員工，退休後一般會有兩三千到幾千元不等。最低的幾億農民，為國家發展和城鄉建設做出了巨大犧牲，退休後每個月只有一、兩百元，與體制內退休官員的差距達到幾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且這些已經享受到超國民待遇的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每年還定期上漲。輿論因此認為，即便底層強制繳納社保，也相當於為體制和泛體制離退休人員輸送福利，自身享受不到繳納益處。

第四，因為這幾年經濟下行，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緩慢，尤其底層社會的工資性收入有不少單位和個人不升反降，而另一方面，體制內和泛體制離退休人員的工資卻年年上漲，社會財富和福利加速向體制和泛體制集中，形成了「工資倒掛」現象。就是說在一線勞動者的工資或漲幅，還沒有體制或泛體制內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或退休金漲幅高。輿論因此質疑，在這種情況下再強制底層繳納社保，是不是會更強化這種倒掛機制，挫傷一線勞動者積極性，並加大依體制邊界形成的結構性貧富差距。

因為有這些普遍的擔心與質疑，僅從宏觀層面，強調強制社保對社會底層的意義，是缺乏說服力的。中國需不需要建立惠及全民的強制社保，讓每一個社會公民都能從中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和來自國家的制度性關懷，特別在老年之後？答案毋庸置疑。二十多年前，建立現行社保制度的初衷就是為了讓全社會共享經濟成果，建立基本兜底保障。這些年來，國家在基礎社保上的努力和成績有目共睹。資本必須在社會進步和保障機制方面承擔社會責任。這些每個人也都懂。

但這些宏觀方面的成績，代替不了人們對不公的具體感受。特別當人們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在經濟下行期被放大的情況下，社會的感受會更加強烈。現在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或者說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變了，「不均衡不充分」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論斷。這個判斷是非常準確、非常有歷史洞見和前瞻的。而多軌並存且差距特別懸殊的社保機制，正是「不均衡」的最集中的體現，也是這些年輿論最關注、社會意見最大的領域。這次實施強制社保引發的激烈討論，就反映了人們對社保公平的強烈期待。

社保在本質上屬於分配改革，是二次或三次分配的範疇，對社會財富和收入的結構性調整意義重大。而且公平又是根植於人性的價值，是社會主義的應有追求，國家在社保層面隨着經濟增長讓人們共同享受經濟成果是國家和政府的應有之義。因此強制社保的推行應該和社保的公平性改革同時推進，在削減體制與泛體制退休人員超國民待遇的同時，大幅提升一般社會底層群眾特別是農民的社保待遇，不僅能夠更好體現中國的社會性質，還能縮小貧富差距，減小社會對強制社保的質疑，有利於把強制社保這項德政推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