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隔大約一個月的時間，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兩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蔡奇，先後出席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周年慶祝大會。這都是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史以來的最高規格，足以顯示當今中國決策層對於西藏、新疆的重視。

早在2013年，習近平便說過：「治國必治邊。」過去十來年，中國政府在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治理和發展西藏、新疆的基礎上持續強化邊疆工作，意在把西藏、新疆打造為新的治理模板。

與過去十來年西藏、新疆的發展和中國政府最高規格陣容出席西藏、新疆的慶祝大會相比，曾經干擾西藏、新疆穩定和發展的分離主義遭到有力遏制，昔日較有影響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熱比婭·卡德爾早已不復當年，成為過去。這既說明當今中國具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又說明中國政府能在西藏、新疆保持強大影響力。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怎麼治理邊疆，一直是中央政權的重大難題。相比於中央政權能直接掌控的漢人地區，邊疆經常居住着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都不同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文化、宗教往往不同於漢人地區。儘管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與漢人地區常常有貿易往來，但彼此之間的聯繫遠遠不能與當今時代相比。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與漢人地區乃至中央政權的隔閡、分歧、衝突是傳統中國不可迴避的挑戰。

整體而言，在傳統中國，每當中央政權強盛的時候，往往能有力控制邊疆，但一旦中央政權遭遇重大危機，開始衰敗，控制力下降，邊疆往往尾大不掉，甚至危及中央政權的安全。

影響中央政權治理邊疆的因素是複雜多樣的，其中有三個因素顯而易見。第一，傳統中國王朝始終跳不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進而深度影響邊疆治理。第二，傳統中國的經濟、科技、交通、通信尚處於農業社會，調配資源的能力相對不足，對於遠離統治核心區的邊疆經常鞭長莫及。第三，邊疆少數民族對於傳統中國王朝的認同問題經常存在挑戰。

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當代中國的邊疆治理非但早已不同以往，而且正在探索新的路徑。第一，早在70多年前的延安「窯洞對」中毛澤東便已提出通過民主監督來跳出歷史周期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都發生重大變化，國家治理的法治、民主、現代化含量遠超傳統王朝。近年來中國決策層將「自我革命」視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辦法。儘管當今中國依舊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要持續提升國家治理的法治、民主含量，尋求良政善治之路，但與傳統王朝有着根本區別。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連續數十年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現在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在經濟、科技、交通、通信領域具有傳統王朝根本不能想象的強大能力。這意味着中國政府既有能力支援西藏、新疆的發展，又有能力大幅強化在西藏、新疆的資源調配能力，為維護邊疆安全與穩定打下基礎。

公開資料顯示，西藏GDP從自治區成立的1965年的3.27億元人民幣增長至2024年的2765億元人民幣，增長154倍。1965年至2024年，中央財政對西藏累計投入2.6萬億元人民幣，西藏公路通車里程突破12萬公里。

為了發展西藏經濟和有力提升在西藏調配資源的能力，中國政府在西藏開展三大超級工程，分別是2020年開工建設的川藏鐵路，今年7月宣佈開工建設的總投資約1.2萬億元人民幣的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有望今年開工的新藏鐵路。

新疆GDP從自治區成立的1955年的12.31億元人民幣增長至2024年的20534.08億元人民幣，增長203倍。新疆公路通車里程在2024年達到23.19萬公里，鐵路總里程在2025年達到9234公里。70年來，中央財政下達新疆各類轉移支付66182.3億元人民幣。

第三，多年以來，中國政府奉行「多元一體」的民族觀，即各民族在互鑑交融中形成中華民族，既尊重各民族特色，又以中華民族作為共同體。為了增進西藏、新疆的少數民族對於國家的認同，中國政府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同時做了兩件事：強化文化和民族認同，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無論在西藏還是在新疆，中國都致力於強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工作，重點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經濟民生領域，西藏、新疆都取得遠超過去的成績。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曾經影響西藏、新疆穩定和發展的因素已經被有力遏制，新疆已經從十多年前暴恐事件頻發的狀態轉變為連續多年沒有發生暴恐事件。隨着三大超級工程在西藏的落地和中國政府持續推動新疆經濟發展，今後西藏、新疆有望發生更大變化。

從長遠來看，無論是為了西藏、新疆的穩定和發展，還是為了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中國都應持續探索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道路，都應努力確保經濟健康發展，都應不斷回應人民日益增加的新訴求，都應促進各民族的團結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