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24年8月李政道在美國去世後，今年10月18日楊振寧在北京離世。楊振寧、李政道在1957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儘管楊振寧、李政道兩人後來關係破裂，但他們無疑都是享譽全球的物理學家，都為中國科教事業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都對中國的健康發展有着重大啟發。紀念楊振寧、李政道，是希望持續構建一個成就楊振寧、李政道事業的社會環境。

與後來改為美國籍的李政道不同，楊振寧在中國輿論場遭受的爭議比較多，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他在82歲的時候與28歲的翁帆結婚，二是他早年從中國籍改為美國籍，晚年回到中國生活，又改回中國籍。前一件事成為中國輿論場許多人調侃、嘲諷他的花邊新聞。後一件事既讓一部分人指責楊振寧未能像錢學森、鄧稼先那樣在建國初期回來投身國家建設，又讓另一部分人指責楊振寧晚年歸國的動機。

公允地說，評判一個人應該主要看他的行為、功過，而不是各說各話、難以判斷的內心或動機。對於楊振寧的嘲諷、指責缺乏道理，甚至顯得刻薄、狹隘。楊振寧和翁帆的婚姻經常遭人非議或惡搞，但從他們婚後20年在公共場合的相處來看，他們稱得上相互尊重和關愛，外界不妨多些尊重和理解。即便假設他們的婚姻有外界不清楚的複雜內情，但這是他們的私事，外界不應拿着放大鏡窺視。相比於純屬個人自由範疇的私事，楊振寧的貢獻遠超許多人的想象，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他的「楊-米爾斯規範場論」被認為是現代物理學的基石之一。

無論是從個人事業還是國家發展、人類進步來說，楊振寧和李政道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未能回國，而是留在美國潛心研究，絕對是正確、明智的選擇。道理非常簡單，一方面楊振寧、李政道都主要從事理論物理工作，與錢學森、鄧稼先歸國後的應用技術工作有很大區別，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非但十分缺乏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環境，而且極左思潮肆虐、政治運動頻發，數十萬人才遭到殘酷的衝擊。楊振寧的恩師、北京大學副校長王竹谿被迫下放到江西省的血吸蟲病區去勞動改造，李政道的恩師、理論物理學家束星北無端被打成極右派，遭受不幸命運。

當1971年中美關係剛有緩和、解凍跡象，楊振寧迅速回國訪問，不僅見到好友鄧稼先，而且提議中國應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同樣情況，1972年李政道回國訪問，開始向中國提出培養人才的建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楊振寧、李政道通過他們在華人世界和知識界的重大影響力，大幅促進中美交流和中國科學發展。

1980年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設立「對華教育交流委員會」，資助中國學者到美國進修。後來楊振寧親自募集資金創立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基金會，用於人才引進和學科建設。多年以來，無論是積極協助創立基礎科學研究機構、獎勵青年學者、引進海外人才還是為中國科研事業提供建議，楊振寧都起到重大作用。

與楊振寧一樣，李政道對於中美科教合作與中國科教事業發展有重大貢獻。李政道曾寫道：「近20年來，我為推動祖國科學和教育事業做了幾件事，如：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造，博士後流動站制度的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等等。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無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關懷和幫助。我與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話題，主要是圍繞上述工作創意籌劃和實施而進行的。」

楊振寧、李政道是近代以來最早在世界科學事業建立不朽功勳的中國人，改變了中國人自覺不如人的心理，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儘管後來二人分道揚鑣，讓人倍感遺憾，但他們無論是個人成就還是對於中國乃至世界的貢獻，都會載於史冊。

他們都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都在美國取得一生最主要的學術成就，都在中美關係緩和、正常化後開始回國訪問，都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大幅推動中國科教事業的發展。他們的成就、貢獻與他們恩師的不幸遭遇，啟發着今天中國要牢記歷史教訓，要推動改革開放事業持續向前發展，要持續挖掘國民的潛力，要儘可能為全體國民創造一個人盡其才的開放、公平、包容、法治、民主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