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政府最近對東京可說是用力示好：在府內高調感謝日本支援花蓮災情，向旅日僑界強調「台日是相互扶持的夥伴」，又在「台日交流高峰會」錄影祝賀高市早苗高票當選、期盼台日共同強化經濟與安全韌性。這畫面搭上APEC慶州峰會期間，高市與台灣領袖代表林信義20分鐘會面，很輕易在台北被包裝成「美國之外，台灣找到新的可靠靠山」。

然而，北京幾乎是同步潑了冷水。外交部直接點名高市「執意」與「中國台灣當局人員」會面，指責嚴重違背一中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還搬出抗戰與台灣光復80周年的歷史帳本，提醒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有「不可推卸的嚴重歷史罪責」。國台辦接力表示，明年深圳APEC將「按一個中國原則」處理「台灣地區」參會事宜，直接把紅線寫進制度語言。

表面上，東京沒有退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記者會上回應中方抗議，強調日相在APEC利用機會會見台灣相關人士「符合過去慣例」，也不違背維持「非政府間實務關係」的立場。這些話，當然足以被台北拿來當作「日相頂住北京壓力」的宣傳素材。

但是，把鏡頭往後拉，就會看到另一個更殘酷的結構場景。

首先，深圳APEC主辦權本身，已說明權力排序。當年在秘魯APEC，台灣直接講明「懲獨22條」可能波及與會人士安全，後在北京承諾會遵守APEC規則與慣例、保障各方安全的前提下，包括美國在內的成員均同意讓北京拿下主辦權。然而，現實就是現實，哪怕台灣後再透過涉外官員對外談所謂「安全疑慮」，北京其實只需一句「關鍵不在安全，而在於遵守一中原則與諒解備忘錄」就能把盤面掀了回來。簡言之，台灣去不去深圳APEC，不是怕不怕被抓的問題，而是願不願意在政治上點頭。

華府的立場同樣清楚，美國國務院近日重申「堅持台灣平等、完整參與APEC」，也說會敦促中國保障與會者安全，然而，當初中國爭取主辦時，美方可沒有否決，而是接受在現有規則框架下與北京做好生意。換句話說，美國只是一如往昔，願意為台灣講話，才不會為台灣把桌子掀了。

其次，高市早苗的「親台」，有著非常具體的上限。對北京而言，她是標準的「最不受歡迎日本政客」，原因清晰可見，如靖國神社常客、否認南京大屠殺、主張修憲擴軍，還提過台日「準安全聯盟」等。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判斷便頗為直接：高市領導的是「弱勢日本裡的弱勢自民黨政府」，她會透過小步挑釁維持強硬形象，為增加軍費、突破和平憲法創造輿論，但她既沒有政治資本，也沒有國力條件去掀起一場全面對華對抗，一旦把中日關係推向失控，只會動搖她自己的首相寶座。

從這個角度看，高市在APEC與台灣代表林信義合照、在社群媒體高調發布，更多是對內的政治表演，即向保守選民證明自己延續安倍路線、對華「不軟弱」。至於北京的強烈抗議，反而強化了她在日本國內的強硬形象。台灣被擺進這齣戲裡，扮演的角色是「方便展示的道具」，而不是真正被納入日本國家戰略核心的對象。

第三，日本整體對華路線，早已定調成「安全上強硬、經貿上謹慎」。在安保三文件裡，中國被寫成「史上最大戰略挑戰」，為長程打擊能力鋪路，同一時間，日本企業與金融界則不可能承受與中國全面脫鉤的代價。於是乎，高市可以在國際場合向習近平提香港、新疆、南海問題，卻在台灣問題上回到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既有框架，不做任何超出紅線的正式承諾，這不是偶然，而是系統性的算計。

在這樣的結構裡，高市早苗對台灣的「親近」，大部分時候只會停留在外交修辭與象徵性動作上，一旦觸及北京畫下的紅線，她能退的，一定比她能進的多得多。台灣若把這樣的日本，浪漫化為在「特朗普不可信」之後可以依賴的第二支支柱，無異於拿別人的戰略工具當成自己的安全保證，也讓賴清德口中的「民主夥伴」、「民主供應鏈」顯得格外單薄。

就以台積電熊本廠為例，這當然對日台產業有實質意義，但它對日本來說，主要是分散供應風險、鞏固自己在美國主導的半導體聯盟中的位置。對台灣而言，如果因此就相信東京會在真正危機時刻為台灣與北京攤牌，那就是無可救藥的犯傻。

最後回到問題核心，在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的現實結構下，台灣若還念茲在茲「對抗北京」，本身就幾乎沒有成功空間。華府有全球戰略盤算，東京有憲法與經濟的自我約束，北京握有地理與軍事優勢，多角關係裡唯一不能主導局面的，就是台北。如果在這樣的格局之下，還把希望寄託在一位「反華色彩鮮明」的新日相身上，以為只要高市越「討厭中國」，台灣就越安全，那不只是緣木求魚，甚至接近自我安慰。

是以，台灣真正值得做的，不是到處尋找新的「抗中二把手」，而是冷靜承認結構性弱勢，從對抗轉為風險管理：少一點浪漫敘事，多一點現實計算。世界變局不會為台灣暫停，別人的戰略轉身，也不會為台灣而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