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美琴11月7日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大樓」發表演說，民進黨政府形容這是「重大外交突破」，強調「台灣副元首」首度造訪非邦交國並登台發聲。同時，台媒《中央社》亦連日發布多篇報道，突出現場氣氛、官員落淚與「開啟歷史新頁」的敘事，台灣官方與親綠媒體將此事定義為台灣外交的關鍵進展。然而，綜合可查事實與外部分析，這次事件的政治意涵明顯被過度包裝，更多反映的是民進黨政府慣用的「宣傳型外交」、自娛娛人，而非政策層面的實質突破。

從結構上看，這場演說並非歐洲議會的正式會議。根據IPAC（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說明，此為該組織「租用」歐洲議會場地舉行的年度峰會，邀請蕭美琴出席。歐洲議會議長、歐盟對外事務部與比利時外交部「知情並協助」，但並未將此納入歐盟對台官方安排。事件性質清楚：一個立場明確的跨國議會聯盟提供平台，邀請「身份特殊」的蕭美琴出席演講，歐洲相關單位提供行政便利。若依外交慣例衡量，這僅僅屬於「友善接待」層級，而非體制性承認。

台灣旅美政治學者翁履中指出，這是由IPAC借用歐洲議會場地舉辦的閉門活動，不具官方身份，若被形容為「踏入歐洲政治核心」，實際上是形式與份量不對等。翁履中話說得很不客氣，形容這更像「外交偷渡」，即台灣以象徵性方式創造曝光機會，但實質層級與官方互動仍維持既有現狀，認為這樣的活動縱然可以增加能見度，但不構成結構性外交進展。

國民黨立委葛如鈞則從策略面提出質疑，指民進黨政府長期偏好以「短暫高光時刻」累積外交成績，卻忽略長期關係經營。這類「驚喜式外交」能帶來短暫掌聲，卻無法轉化為可持續的國際支持。葛如鈞質疑蕭美琴這趟歐洲行，究竟為台灣增加了多少實質盟友？在關鍵國際議題上，能多獲得幾位願意承擔風險的決策者？這些問題若無具體答案，「突破」的意義自然有限。

綜合台灣學界觀察，亦指出這次行動主要在同溫層中產生共鳴，如IPAC雖有約300位成員、橫跨40多個國家，但多數為議會個別議員，並非各國政府核心決策圈。換言之，這是一場向友善受眾傳達理念的活動，而非實質改變政策方向的外交行動，與民進黨將此包裝為「外交新階段」大相逕庭。

若進一步比較歷史脈絡，渠等問題將更為明顯。回顧陳水扁政府主政時期推動所謂「烽火外交」，以高調訪問與加入聯合國訴求，企圖衝撞北京外交封鎖。結果美國小布殊政府認為此舉破壞現狀，公開將陳水扁視為「麻煩製造者」，台美互信一度降至低點，直到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方以「外交休兵」收場。當年的經驗證明，象徵性操作若超出國際接受範圍，短期雖能刺激台灣內部政治情緒，長期則損害外部信任。

如今賴清德政府並未重提「烽火外交」名號，操作邏輯卻極為相似。諸如這次布魯塞爾行程事前高度保密、現場強調「首次」與「歷史性」，搭配官員口述的「落淚」橋段，形成一套完整敘事。顯然賴清德政府的目標不是改變歐洲政策結構，而是營造「突破印象」以維持台灣內部政治支持。簡言之，這就是典型的大內宣運作模式：政治動員取代政策分析，情緒管理取代戰略規劃。

誠如翁履中所警示的，台灣若真要求所謂的外交突破，需要事前充分規劃與事後可衡量的成果。他舉例，李登輝1995年訪康奈爾大學，是在明確掌握中美關係、區域軍情與台灣內部政治狀況後作出的決策，雖引發爭議、甚至引爆1996台海導彈危機，但仍屬「帶著準備的突破」。相比之下，蕭美琴此次歐洲行的後續路徑並不清晰，當北京照例抗議、歐洲議會保持距離，台灣將面臨外部支持沒有增加，內部卻已消耗過多政治資源的兩難。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政府在資訊處理上的取向。對外部不實謠言迅速反駁，但對活動性質被誇大或混淆的情況，卻選擇沉默以對。這種「選擇性澄清」透露出一種愚民式的政治邏輯，只要敘事對形象有利，即使事實模糊，也不急著釐清。長期下來，這會削弱台灣民眾對政府外交敘事的信任，使社會在「自我說服」的循環中失去對真實情勢的判斷力。

何況，放眼當前國際環境對台海最重要的期待是「降溫」與「穩定」，中美此刻正在尋求建立溝通機制，歐洲則在俄烏戰爭消耗下更謹慎，此時台灣還以高調象徵動作取代實質協調，只會增加被標籤為「風險來源」的可能。又儘管，部份歐洲國家或許「同情」台灣，但在考量本國利益下，不可能也不會願意為象徵性表態承擔代價，賴清德政府執念拼搏缺乏戰略平衡的表面外交，可以預期最終結果只能是內部歡呼，外部靜默觀望。一旦民進黨政府繼續以大內宣思維主導外交敘事，不啻飲鴆止渴，最終得到的，只是一次次偶然的「短暫高光」，徒增兩岸政治與台海安全風險的「債留子孫」。

總的來說，「蕭美琴歐洲議會演講事件」暴露的，並非單一活動的真假，而是民進黨執政下外交思維的結構性問題：對象徵成就與內部宣傳的高度重視，遠高於對長期戰略與外部風險的細緻評估，求榮求得簡單粗暴，還自導自演，未免欺民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