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育率斷崖式下跌的當口，中國決定從明年起對已免稅逾30年的避孕套等避孕用品恢復徵收13%增值稅。

此次調整源自明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新稅法將取代自1993年施行的《增值稅暫行條例》，並取消其中對避孕藥品和用具的免稅條款。

簡單來說，避孕用品恢復徵稅，市場價格可能隨之上漲，消費者的購買成本也將有所增加。

《增值稅暫行條例》1993年首次出台時，就將避孕藥品和用具列為免稅項目，隨後多次修訂也維持這一安排。專家指出，當時中國正推行計劃生育，免稅可降低避孕成本，有助於控制人口過快增長。

然而，如今的人口形勢已發生根本變化。隨着生育率不斷下滑、人口快速老齡化，中國從嚴格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

據統計，中國人口已連續三年減少，2024年出生人口僅954萬，為2016年1880萬的大約一半。

為應對這一趨勢，中國自2016年起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改為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並在2021年進一步放寬至三孩政策。官方隨後推出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措施，包括現金補貼、提升托幼服務、延長產假與陪產假，還提出減少「非醫療必要」墮胎的指導意見。

此次取消避孕用品的免稅待遇，也被普遍視為中國鼓勵生育的新嘗試。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訴第一財經，由於人口政策已轉為鼓勵生育，避孕藥品和用具應與其他普通藥品和醫療用品適用相同的稅收規則。

新規不僅調整了避孕用品的稅率，也對托兒所、幼兒園、養老機構、殘障服務機構以及婚姻相關服務給予增值稅減免。這些措施旨在為潛在父母提供更多支持，形成更友好的生育環境。

儘管如此，中國提升生育率面臨的最大障礙依然是育兒成本。育媧人口研究機構的報告顯示，在中國養育一個孩子至18歲，平均花費超過53萬8000元（人民幣，下同）。在經濟低迷、就業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即便部分服務獲得稅收減免，許多年輕人仍對生育望而卻步。

與此同時，社會觀念也在轉變；越來越多年輕人更願意投入個人發展，而非組建家庭。人口學專家何亞福接受彭博社採訪時指出，取消避孕用品免稅「反映出政府試圖營造一種鼓勵生育、減少墮胎的社會環境」，但這更多具有象徵意義，對整體生育趨勢難以產生實質性影響。

民眾對新規的反應

政策公布後，在網上引發廣泛討論。不少網民質疑此舉「又是哪位專家出的餿主意」，認為給避孕套漲價與提升生育率毫無關係，「連避孕套都買不起的人，又怎可能養得起孩子？」「要提高也只會提高初高中生的生育率吧，那問題豈不是更大。」

此外，很多網民從公共健康角度表達憂慮，認為避孕不僅關乎個人選擇，更與預防HIV和其他性病傳播密切相關。中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2002年至2021年，全國報告的HIV和愛之病病例從每10萬人0.37例升至8.41例。部分網民擔心，提高避孕成本可能導致意外懷孕和性病風險上升，「價格不應該成為健康的門檻」。

也有人擔心，新規可能間接減少夫妻性生活頻率，影響親密關係，甚至導致離婚率上升。

相比網絡上的激烈討論，現實中的反應相對平靜。據紫牛新聞記者在南京的走訪，許多市民表示避孕套單價不高，使用頻率有限，「就算漲一點，也就多一瓶水的錢」。但也有外來務工的年輕人坦言，長期累計的開銷仍可能構成負擔，未來可能會更傾向挑選促銷產品或價格更低的品牌。

中國「性蕭條」現象

事實上，即便繼續維持免稅，中國避孕套銷量也已連年下滑。數據顯示，2024年避孕套市場規模僅156億元，較2020年縮水25%，並已連續四年負增長。

不少網民直言，新規對自己影響不大，因為「沒有性生活，自然不必買避孕套」。還有人調侃：「上半年買的一盒到現在還沒拆封，算不算賺到了？」

實際上，性生活很少甚至沒有的人，絕非少數。北京大學與復旦大學聯合進行、調研了7000人的調查顯示，中國年輕一代的性活躍度正明顯下降，只有約一半的「95後」每周有性生活，頻率低於80後和90初出生人群。

此外，在擁有配偶的95後受訪者中，過去一年完全沒有性生活的比例，男性達14.6％、女性為10.1％，均顯著高於70後和80後。

這份調查報告早在2022年8月就已發佈，但兩年後因媒體再次引用而在網上走紅，說明「性蕭條」現象不僅仍在持續，也已成為社會普遍感知的趨勢。

調查發起人之一、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分析，經濟形勢越差，年輕人的性活躍越低。她指出，中國不是傳統的福利國家，家庭與個人承擔着巨大的風險壓力，因此在經濟下行、生活受到威脅時，愛情與性往往被「合理犧牲」，以換取更強的生存安全感。

這也恰恰說明，生育率與經濟狀況息息相關：經濟下行讓人不敢生孩子，而生育率持續下滑反過來又影響社會與經濟發展，形成循環困境。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就曾於5月在微博發文說，「性蕭條」是消費疲軟的重要因素；當年輕人的整體慾望下降，男性更願意下班宅家，女性也可能減少對漂亮衣物的需求，「必須承認，性是消費的重要媒介。」

他因此呼籲社會應摒棄「萬惡淫為首」的舊觀念，避免對性議題過度苛刻，從而營造有利於「正常性繁榮」的社會氛圍。

當然，消費不振與性生活低頻都是複雜的社會經濟問題，並不僅由經濟壓力決定，還與婚戀觀念變化、社會結構調整等因素相關。但現實是，在麵包和愛情之間，大多數人仍會優先保障生存，把親密關係和生育計劃往後放。

同時，隨着性別意識提升、個人選擇受到強調，結婚生子不再被視為人生必經之路。在這樣的時代心態與生活環境下，單純提高避孕套稅率，難以重新點燃大眾對婚育的期待。或許，比起寄望通過提高避孕成本來刺激生育，真正能打動年輕人的，是讓他們不必再為未來的生育壓力而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