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際政治的動盪，呈現出一種高度不對稱的節奏：美國在委內瑞拉、格陵蘭與伊朗議題上動作頻仍，語言與行動皆顯得直接而強硬，並頻繁點名中國與俄羅斯勢力，還以近乎示威的方式重申自身仍具備介入全球事務的能力。這樣的作風，延續的是美國長期以來透過「前線承諾」維繫秩序的慣性，即在潛在衝突的前沿，透過可見、可被感知的安全保證，將自身利益與盟友命運綁定，以此製造穩定與嚇阻效果。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個美國似乎重新高調出手的背景下，眾目睽睽的台灣問題卻顯得異常安靜，沒有新的公開承諾，沒有重申既有的安全表述，甚至連象徵性的政治語言都顯得克制。這種刻意的「繞過」並非偶然，也不只是戰略上的保留，更像是一個讓人懷疑的訊號，即在某些關鍵議題上，美國是否正在淡出以「前線承諾」為核心的舊有模式？

若將時間軸拉長來看，研判出這種轉變並不顯得突兀。回顧冷戰時期，美國的安全體系便是建立在高度制度化的前線承諾之上，透過駐軍、同盟條約與清晰的敵我界線，將自身安全直接嵌入盟友所在的地理前沿。待冷戰結束，這套結構並未立即瓦解，而是轉化為一種以管理盟友、維持區域穩定為目的的延伸嚇阻體系。簡言之，美國的承諾依然存在，但開始伴隨更多彈性與模糊地帶。

時至今日，伴隨特朗普登場，或標誌著另一個新的階段的到來。在商人出身、將現實主義極大化、高舉新重商主義的特朗普治下，過往由美國政府輸出的承諾不再被他視為維持秩序的基石，而是被重新檢視為一項成本高昂、回報卻不確定的投資。在這樣的思維下，美國霸權自然不再以「是否應該承諾」為問題核心，而是轉向何時承諾、在什麼條件下給出承諾，以及是否值得承諾。這不意味著美國放棄力量，而是意味著霸權對於力量的使用要重新計算。

在這樣的結構下，美國並非全面退出，而是改變了介入的條件。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決定介入與否，不再因為某個既有承諾被觸發，而是取決於局勢是否發展到足以改變成本計算。另一方面，又衝突是否升高、區域盟友是否已承擔足夠風險、戰略後果是否外溢至美國核心利益等，方成為美國評估是否出手的前提。於是乎，過往被視為霸權責任下，那些「理應」自動兌現為義務的安全，如今成為一種需要有外在條件成熟後才會啟動的行動選項。

如果我們把這種安全介入稱作「條件式介入」，順邏輯而下，那麼「沉默」本身無疑就會成為策略的一環。對北京而言，這意味著美國不急於將台灣問題定義為不可觸碰的紅線，對台北而言，則意味著來自美國的外部承諾也不再具有即時兌現的確定性。是以，當承諾退居次要位置，初期的風險累積便自然被推回區域當事方的身上，無論是軍事壓力、經濟衝擊，乃至於是社會心理層面的長期消耗。

就此而言，安全支援本身正在特朗普助瀾下的霸權轉型中被重新定義，諸如何時出現、以何種形式介入、投入多少資源，皆取決於當下的政治與經濟回報。對台灣來說，這意味著安全支援不再是預先寫好的劇本結局，而是一項必須在危機過程中不斷被證明「值得啟用」的選項。

然而，問題在於台灣內部對安全的理解，仍深受舊時代邏輯影響，而顯得相當危險。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習慣將外部表態的頻率與強度，視為安全程度的指標，彷彿只要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反覆點名、被公開提及，風險就能有效轉移。然而，在霸權運作方式已然轉型的情況下，這種認知本身反而成為誤判的來源。當承諾的語言逐漸失去其約束力，過度關注「說了什麼」，反而遮蔽了「是否真的會介入」這個更關鍵的問題。

也正因如此，美國可以在其他地區高調出手，卻對台灣保持沉默。前者如委內瑞拉、伊朗等，具有可控性、可回收性與快速兌現政治效果的特質，至於後者，則攸關中美關係競合大勢，意味著高成本、長周期與不可預測的結構性對抗。當台灣問題被美國以霸權之姿理解為一種要精打細算的投資，而非不可折價的道義責任，台灣自然更容易被放入先觀察、後定價的處理流程之中。

因此，台灣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美國是否還會說出熟悉的安全語言，而是自身是否具備承擔風險、延長衝突耐受度，以及撐高介入成本的能力。質言之，在一個承諾被轉化為選項的特朗普時代，安全不再來自於承諾保證，而來自於相信不介入的代價將高於介入。觀諸特朗普本月以來，跨洋跨洲點名了全世界，一副美國現代帝國主義臨世的姿態，卻偏偏以沉默、繞開了筆尖的台灣問題，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這當然不是美國對台灣問題躺平，而是沉默本身就是一種策略留白，是霸權對於安全、對於前線承諾等舊式霸權責任，進行風險重新分配、利得重新計算的表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