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場這幾天看到的，不只是美國對外關稅稅率從10%提升到15%，而是一場政經節奏的再度混亂與重組。美國最高法院對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大規模關稅設下界線後，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並未因此退場，而是迅速轉依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布「臨時性」全球關稅，先定為10%，隨後在法律允許的上限內再提高至15%，為期150天。這自然可謂特朗普在面對司法限縮之後，所回應的權力再配置，只不過這次他換了一條更制度化的權力軌道去進行法條與稅率的政策攻防，但若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美國對外掀起的關稅再戰則更像一場「荷蘭式拍賣」（Dutch auctions）。

相信多數人熟悉的拍賣型式，都是價格由低往高喊，價高者得標，這謂之「英國式拍賣」，而「荷蘭式拍賣」則反其道而行，價格從高處開始，隨時間向下滑動。場內不需要此起彼落的競價聲，只要有人在某一刻按下按鈕，交易立刻完成。第一個認為「這個價格可以接受」的人，承擔了風險，也鎖定了結果。

綜觀「荷蘭式拍賣」的戰術性在於時間壓力與心理判斷，諸如價格在滑動，競標者可以等待更低價格，但也可能在猶豫之間被其他競標者搶走。當然，競標者可以率先出手鎖定該宗交易，卻也可能發現稍後價格會更便宜。因此，「荷蘭式拍賣」比的不是誰出價得最高，而是誰敢在不確定中做決定。

這種制度最著名的應用，可以追朔回荷蘭的花卉市場。每天清晨，在阿斯梅爾花卉拍賣會的大廳裡，圓形電子鐘會顯示價格，從高處快速滑落。由於競品鮮花是高度時效性商品，拖延意味著凋謝與損耗，因此無法慢慢競價，因而當地在時間就是成本的考量下，以效率取代抬價，決定了誰最先按下按鈕，誰就帶走那一批鬱金香的規則。

當這套機制邏輯轉移到如今的全球關稅場上，10%與15%就不再只是特朗普任性而為的數字，而像那座大廳拍賣鐘上的刻度。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收束行政權，這原本可能被視為削弱總統貿易籌碼的動作，卻意外讓關稅更趨「制度化」。換句話說，既然特朗普覺得關稅10%的水溫不夠燙，那就直接拉到法律容許的15%上限，以展現特朗普政府依然能夠掌握節奏的訊號。

在這場「政治荷蘭式拍賣」裡，受殃及的各國面臨的核心問題其實已經不只是要承受稅率高低，而是「到底要何時喊停」。提前透過投資與市場讓步換取穩定性的經濟體，本希望鎖定較低區間，然而當全球平均稅率被推升至15%，先前換來的相對優勢迅速縮水。而那些枕戈待旦、未急於與美國成交的國家，反而在平均化機制下，意外獲得較大的緩衝。

更具戲劇性的，是新制之下的受衝擊者並非外界直覺認為的對手國，而是美國部分的傳統盟友。平均關稅重新計算後，英國與歐盟在整體稅率結構中的位置並未佔到便宜，日本方面亦面臨類似壓力，相對而言，中國與巴西的平均稅率變動幅度更為顯著，站上了「暫時性的上風」。

由此回到「荷蘭式拍賣」的邏輯，其冷酷在於它獎勵的是一種基於節奏的判斷，過早成交未必換得更低價格，尤其當規則重置之後，原有的籌碼便可能被重新估值。

以美國「關稅之變」後，台灣內部各方分析為例，咸信所受衝擊呈現雙層性。一方面，在半導體、AI、醫藥與關鍵礦物等戰略產業多數獲得豁免，顯示關稅工具本質上帶有國安分層色彩，質言之，這些被視為戰略核心的產業，就不在這一輪的拍賣標的之列。但另一方面，台灣的傳統產業又因缺乏自由貿易協定的加持，「關稅之變」後就直接暴露於15%的成本競逐。相較於在「美加墨協定」（USMCA）架構下享有完整豁免的加拿大與墨西哥，台灣相關產業的競爭位置就顯得十分脆弱。

因此，問題並不只是那5%的利差上，而是當全球稅率拉齊，競爭回到區域整合與市場規模時，台灣既無大型內需市場，也缺乏雙邊協定屏障，傳統產業壓力勢必上升。

若更進一步看深層的轉變，或在於當美國對外課徵關稅從一紙行政命令轉向法條程序，舉凡調查、聽證與法律攻防等，都將促使關稅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存在的政策炸彈，而非特朗普原先戲耍全球的一次性威嚇，全球市場所面對的就不是短暫衝擊，而是反覆啟動的不確定，連帶的成本難估。

回到「荷蘭式拍賣」邏輯的借喻，在這場「拍賣」中，真正昂貴的不是那15%，而是時間。時間對全球經濟體而言意味著投資延後、供應鏈重組與風險溢價都必然上升，各政府只得忙於計算或瞎賭，是否現在就要按下按鈕？還能等待多久？還能撐多久？是以，「荷蘭式拍賣」的邏輯足以提醒的，是價格本身並非最主要的變數，而是由誰控制價格滑動的速度，顯然特朗普正在拿捏的，是各經濟體的耐心、判斷，與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