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十大爭議人物・高崗|從「反黨集團」到「高饒反黨」

撰文:李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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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在朝鮮戰爭結束後曾多次表示,他在朝鮮能夠打勝仗全靠「兩個麻子」,一個是志願軍負責後勤保障的副司令「洪麻子」洪學智;另一個「高麻子」則是掌管志願軍的大後方東北、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東北王」高崗。

不曾想,朝鮮戰爭停戰後不到一年,高崗就被掃落塵埃,釀成中共建政後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

從西北第一人到東北王

高崗是土生土長的陝北人,1905年出生於陝西榆林米脂縣,系中共陝北根據地與紅26軍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共建政後陝北「山頭」的代表人物。早年在橫山縣第一高等小學堂讀書時,高崗積極參與組織學運,因此與中共陝北根據地創始人之一、黃埔四期生劉志丹結識,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進入馮玉祥西北中山軍事學校學習,畢業後參與組織過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後進入西北軍組織兵運。

1927年清澗起義創建陝北紅軍後,高崗歷任紅26軍42師政委、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前敵總指揮部政委。1935年,鄂豫皖根據地徐海東紅25軍抵達陝北後,與陝北紅軍合編為紅15軍團,高崗任軍團政治部主任。在陝北肅反運動中,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陝北紅軍領導人被逮捕,直到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才被釋放。

1951年高崗夫婦與四個孩子在遼寧瀋陽合影。(視覺中國)

而隨着1936年劉志丹死於東征山西,另一位陝北紅軍創始人謝子長早在1935年就已戰死,高崗事實上成為陝北根據地與陝北紅軍的代表人物。抗戰時期歷任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八路軍騎兵司令、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中共西北局書記,同時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委、代政委,更在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躋身13位政治局委員之一,系政治局中唯一的地方大員——值得指出的是,1940年在毛澤東介紹下,高崗與奔赴延安的青年女學生李力群結婚,加之肅反解救之誼以及重用,高崗與毛澤東關係非同一般。

1945年中共決定搶佔東北時,高崗、彭真、陳雲、張聞天等四位政治局委員與林彪、羅榮桓入東北。彭真任中共東北局書記兼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一政委,林彪、羅榮桓分任東北人民自治軍司令員、政委,高崗任北滿軍區司令員。1946年中共改組東北局,林彪任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任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

1947年彭真調至華北工作,高崗在東北局排名再進一位,僅次於林彪、羅榮桓,形成林彪、羅榮桓負責前方作戰,高崗負責後方工作,陳雲負責財經工作的分工。據曾任四野十三兵團司令員的程子華回憶,高崗在負責東北後方工作主持熱河土地改革時,與主持全國土改工作的劉少奇結怨。高崗失勢後在其上交中共中央的《我的反省》中也指出,他因為劉少奇對彭真等人在土改中錯誤的偏袒,對劉少奇心生隔閡。

1948年東北民主聯軍改為東北軍區,高崗任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委。1949年,林彪、羅榮桓率四野入關,陳雲則調往中共中央負責財政經濟工作,高崗便順理成章出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成為中共六個大區中唯一身兼黨政軍三大要職的人。

彼時的東北,在黨內地位上能與高崗抗衡的是唯有同為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但張不為毛澤東所喜,其政治局委員頭銜,更多是對這位前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禮遇,中共建政後就被發往莫斯科出任駐蘇大使,創造了中共政治局委員出任駐外大使的絕無僅有的案例。

1948年遼瀋戰役中四野司令員林彪(中)、政委羅榮桓(右)、參謀長劉亞樓(左)在前線。(視覺中國)

中共建政後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

基於東北對中共的重要性與毛澤東的信任,1949年中共建政時,高崗又與朱德、劉少奇、宋慶齡、張瀾、李濟深一同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當然因資歷原因高崗在六位副主席中敬陪末座,但也是唯一掌握地方大權的人,便是彭德懷、林彪、鄧小平等也僅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951年,高崗又與林彪一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與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並列,反觀劉伯承等中共十大元帥的另外七位直到1954年才出任副主席。高崗在東北率先展開的三反運動,也被毛澤東推廣到全國。

也因如此,1952年中共將高崗、鄧小平、饒漱石、習仲勳、鄧子恢等五個大區領導人調往北京任職時,鄧小平出任政務院副總理、習仲勳任中宣部長、饒漱石任中組部長、鄧子恢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高崗則出任新設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下轄重工業部等13個部委,實際上接管了政務院的經濟職能,同時國家計委又與政務院平級,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負責——因而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説。

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政務院作為中央政府的執行機構,政務院總理周恩平並非政府首腦,而是秉承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決策行事,政治地位與權柄要比後來的國務院總理低很多。在政務院內部,又存在政法委員會、財經委員會、文教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統領相關部委,主任分別是董必武、陳雲、郭沫若、譚平山。財經委員會就下轄23個經濟相關部委,作為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直接管轄的事務只剩下外交、僑務等極少一部分。與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委的成立,又從政務院划走了絕大部分經濟部委,政務院權力進一步縮水。

有文章指出,毛澤東之所以調高崗等五人進京,除了要撤銷六個大區,還在於其對劉少奇、周恩來的經濟政策不滿,希望以五大書記入京制衡,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可是疊床架屋之下矛盾難免,這種安排在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架構埋藏隱患的同時,也為高饒事件埋下了伏筆。

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美軍協調代表和國共代表在機場準備與蘇聯協調交接瀋陽,中間戴眼鏡者為中共代表饒漱石。(LIFE)

對於高饒事件,中國官方列舉的反黨事實主要有三:一是在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等人批判時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第一副主任薄一波,以此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的經濟路線;二是在1953年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中組部部長饒漱石批判常務副部長安子文,以此攻擊劉少奇、周恩來;三是同年高崗借休假之機,前往杭州等地拉攏林彪等人。

如今回望歷史,從「五馬入京」到高饒對劉少奇、周恩來開火,根源在於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的經濟政策不滿,高饒心領神會充當馬前卒。但當高饒將與劉少奇的爭鬥上升到「白區黨」與「蘇區黨」兩條路線的鬥爭製造黨內糾紛,拉攏林彪、鄧小平、陳雲等搞小圈子時,卻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

毛澤東親自派陳雲前往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高崗遊説過的地方打預防針。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201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註釋集》則稱:「12月中旬,陳雲、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了高崗的陰謀活動,引起毛澤東的警覺」,以及「全國財經會議後,中央提出最高國家行政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毛澤東還提出,將中央領導班子分一線、二線,他退居二線的設想。高崗以為謀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已經到來,積極活動,把打擊的矛頭對着劉少奇。」

高崗是否出於一己爭權奪利之心攻擊劉少奇不得而知,但「將領導團隊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增加副主席或總書記」等橋段,此後又兩次上演:一次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了一線的「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一次是四屆全國人大國家主席、副主席設立之爭後,林彪墜機温都爾汗。

中國著名畫家董希文於1953年創作的油畫《開國大典》,作者受命在1954年、1972年先後兩次進行修改,去掉了高崗、劉少奇。(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53年12月中旬到下旬,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賀龍、葉劍英等人談高饒的問題。12月23日,毛澤東親自與高崗談話,對他進行批評。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共29人蔘加了會議,對高崗的問題進行揭露。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了毛澤東提議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強調加強黨的團結和集體領導,但並未提及高饒,毛澤東本也未出席會議。會後,受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周恩來主持召開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繼續揭發高饒。

1954年2月17日高崗用手槍自殺未遂,後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我的反省》,但高崗沒有等來「原諒」,於同年8月17日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這是高崗的第三次自殺。毛澤東之所以沒有對高崗伸出援手,據《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一書稱便是因為高崗自殺。

該書稱,毛澤東原準備「在高崗檢討完之後,對他的工作還要給予適當安排」,但當秘書葉子龍告知高崗自殺未遂的消息後,「從他的表情看,他對此事感到厭惡。他説:『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隨他去!』從此徹底放棄了挽救高崗的想法。」

毛澤東向來認為自殺只能説明問題的性質變了。而且他一直認為,對於一個人來説,自殺不是什麼本事,而是軟骨頭的行為。他看不起軟骨頭
《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

1955年3月,中共在北京舉行了建政後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這也是中共成立至今唯三的全國代表會議之一。在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並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為高饒事件蓋棺定論。「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一致決議: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崗的黨籍,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並撤消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為防止此類事件發生,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成立中共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中共黨史將高饒事件定性為「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後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

迄今尤未被平反

因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事件被處理的人,還包括中共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中共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兼東北軍區黨委常委張秀山,中共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兼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張明遠、中共東北局秘書長兼農村工作部部長趙德尊、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馬洪,中共東北局委員兼組織部長郭峰等人,除向明外的五人被稱為高崗的「五虎上將」。

向明1954年被撤銷一切職務並開除黨籍,在文革中飽受迫害於1969年12月去世,1981年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河北省委為其平反,得以恢復名譽。另外五人在1954年高饒事件中都只是被降級使用,文革中,五人雖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之後也都恢復了待遇。

高崗之妻李力群在高饒事件後雖保留了待遇,但歷次政治運動都難以倖免,文革中被下放安徽五七幹校,1972年才在毛澤東、周恩來安排下回到北京,同年被邀請參加國慶天安門觀禮。

2013年10月15日,高崗遺孀李力群(前排右二)受邀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習仲勳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央視視頻截圖)

文革後,李力群積極收集材料向中共中央寫信申訴,1981年出爐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不再提「反黨聯盟」、「反黨集團」,而是僅提及「野心家高崗、饒瀨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將罪名局限於高、饒二人。

2005年,中共有關部門負責人受中央委託看望李力群,明確表示高崗對中共有重大貢獻,但因有1955年黨代會決議,不能為之翻案。2013年,中共官媒播出的六集文獻紀錄片《習仲勳》中,高崗的名字幾次出現,令家屬備受鼓舞,李力群還受邀出席了習仲勳誕辰100周年座談會。2020年4月6日,李力群在北京去世,享年100歲,新華社播發的訃告中,並未出現其配偶高崗的名字。

2009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高崗」詞條中這般寫道:「(高崗)1953年調到北京後,為滿足個人野心,在黨內製造分裂活動。1954年2月被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予以揭露和批判。8月17日自殺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其黨籍」。「高饒事件」詞條第一句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高崗、饒漱石陰謀反黨的事件」。

頗為蹊蹺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薄一波等當事人的詞條中均未提及高饒事件,鄧小平詞條中卻寫入了「在反對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斗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高饒事件後,鄧小平也確實接替饒漱石出任中組部部長,與林彪一同躋身政治局並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進而在中共八大上躋身政治局常委、出任書記處總書記進入中共權力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