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追求公平古今皆然 中共「共富論」有三大歷史淵源

撰文:余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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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一詞在最近幾年成為中共熱門的政治話語,不僅將共同富裕列入了國家發展規劃,而且還推出了浙江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示範區,但似乎外界一說起共同富裕,就想象為「打土豪、分田地」式的絕對平均主義,然而,不論是從中共官方文件中,還是政治表態中,共同富裕都絕非指經濟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是強調政治平等,社會公平,生活富足。

習近平在8月17日召開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習近平說,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特徵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

概言之,共同富裕既不是金字塔頂尖上少數富人的富裕,也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貧窮+平均主義,而是一種以社會公平為原則主導的富裕社會。為此,習近平提供了一整套保障社會公平的分配製度的安排,要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

這構成了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的簡單表述,而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起源,至少有以下三個層面。

北戴河休假後,中共7常委中5人現身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聚焦促進共同富裕和化解金融風險議題。圖為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 (新華社)

第一個層面是中國文化傳統。

中國素來有追求公平的政治文化傳統,儒家理想追求的是大同社會,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樸素追求。但這中間有政治上的平等、公平和經濟上的平等兩層含義。

孔子追求的是政治上公平,經濟上的各得其分,而非財富上的平均主義。孔子批評季氏「為政不均」,身為魯國士大夫卻逾越禮制,架空了魯國國君,所以才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言,朱熹在《四書章句集註》中對「均」的解釋也是「各得其分」是為「均」,因此,孔子講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追求的政治上要公平,不能逾越法治,「克己復禮,各安其分」,而經濟上則是不超越本分之外的富足。

很多人也很認同這種理想,只是人們都認為這個理想太高了,難以達到。而且很多人擔心,大同理想在操作中容易把政治平等的追求改變為財富上的絕對均等,引發對富人的仇視。比如宋朝鍾相起義時提出的「等貴賤,均平富」,清朝末年洪秀全起義時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温飽」,都帶有農民群體所盼望的「平均主義」色彩。

第二個層面的來源是中共的政治文化。

作為中共意識形態來源之一的馬克思政治學的經濟理念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公平」二字。馬克思在在1875年出版的《哥達綱領批判》提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設想,而它也成為中共「共同富裕」思想的第二個來源,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絕對不是平均主義,而只是社會公平的一種表達。

馬克思恩格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他們最強烈的政治追求就是實現社會公平。(多維新聞)

馬克思曾在其經典著作《資本論》中試圖剖析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是如何剝削勞動者的,而直接的問題是出在「分配」上的不公平。勞動者所應分得的比例,很大一部分被資本家剝奪佔有,因此他認為這種體制是不公平、不正義的,這也是馬克思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試圖以公有制經濟和按需分配來取代資本主義生存和分配方式。

其可行性如何暫且不論,但對社會不公平的經濟來源分析的十分深刻,這也受到了21世紀的普遍認可。正是因為經濟結構中存在的不公平,所以經濟上貧富分化不斷拉開,進而造成或者鞏固了社會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這是整個結構性的矛盾。

第三個層面是中共的革命實踐。

中共接受馬克思主義對貧富分化的批判之後,在革命時期就開始對農村地區的經濟不平等問題進行土地革命,主要是對農村土地在地主和農民之間進行重新分配,由此爭取到廣大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的支持,從而為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但中共在建國早期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開始實行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制,按需分配,但後來發現這不符合人性,不僅效率低下,而且造成巨大浪費,資源根本供不上消耗。最後宣告了這種實踐的失敗。

毛鄧習時代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社會公平的追求。(Reuters)

到1978年後,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打破大鍋飯制度,鼓勵效率和個人努力,而到20世紀八十年代末,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而這成為共同富裕的最經典表述。他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 。」此後,中共形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思路。

但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貧富分化問題日益浮上台面,人們對中國經濟結構造成的不公平日益不滿,很多人開始要求社會公平,為了回應中國社會的呼聲,也為了兑現中共的社會主義承諾,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開始更多強調社會主義的政策,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在扶貧、小康社會建成之後,共同富裕被正式提上台面。

以上三個層面構成了共同富裕思想的來源,不過,習近平這個時代再談共同富裕,當然就與傳統社會的大同社會、毛澤東時代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不同,他面對的是現代的經濟結構,這種由工業經濟、城市經濟、服務經濟等統合而成的複雜社會結構,是人類在農村經濟結構之後的更高層級的經濟體系,中國需要將傳統的共富思想與今天的經濟結構更好融合,協調好「效率與公平」的均衡關係,通過現代化的經濟治理手段來調節經濟社會的公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