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南巡30年|共同富裕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

撰文: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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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1月18日,鄧小平開始了他晚年最後一次被公開報道的南方之旅。他在途徑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時發表了一系列直擊中國社會發展要害問題的講話,史稱南方談話。
鄧小平講話內容對當時深陷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和困擾,改革開放進程出現徘徊乃至倒退的中國產生了深刻影響,直接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的確立,為後來中國經濟的騰飛,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明確了方向。

那時的鄧小平將近88歲,親自推動中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他已經主動退休近3年,但為了他於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大局,他在人生最後階段還是以畢生積累的威望和智慧將中國向前推了一大步。自此之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全面勝出,成為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而鄧小平本人主動選擇逐漸徹底淡出公共視野。

30年後的今天再去看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感嘆他那言簡意賅、通俗易懂、滿篇盡是大白話而又句句直擊要害、充滿辯證思維和國際視野的語言風格之餘,發現他所談論的多數問題和觀點,對於當下中國乃至世界,依然具有啟發意義。受制於篇幅所限,本文僅討論鄧小平南方談話裏面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實現路徑的內容。

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南巡途經湖北武昌時,與當地官員一起交談。(新華社)

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前,東歐已經劇變,蘇聯已經解體,社會主義在全球範圍內被許多人貼上落後、失敗的標籤,很多人都篤信資本主義才是人類的未來或宿命。但從少年時代便信奉社會主義,經歷數十年戰火和革命洗禮,一生三起三落,對改革開放前承襲於蘇聯模式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教訓有深切體會的鄧小平卻堅持認為:「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

所以他在1992年南巡時說:「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他相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只不過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會難免有一個充滿曲折和反覆的過程,「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但縱使如此,「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

那麼,中國該吸取怎樣的教訓,才能使社會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在他看來,失敗的蘇聯是因為陷入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陷阱之中,未能以開放態度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經歷過1949年到1978年發展教訓的中國,應該在堅持主體性的前提下大膽吸收和借鑑包括髮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進而完成對人類已有經驗和模式的超越。這與歷史學家許倬雲說的「拿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要算是我走過的路之一」不謀而合。

正是基於這樣的開放視野,鄧小平在南巡時重新闡釋社會主義的定義,意在消除姓資姓社的無意義爭論:「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這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將計劃、市場當作經濟手段,等於消除了計劃和市場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關係,這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絕對意義上的計劃和市場都不可行,不是如蘇聯走向失敗(蘇聯其實在計劃之外有大量地下經濟,非絕對意義上的計劃),就是現實中不存在的海市蜃樓,從未完全否定計劃或者說最低限度上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一個經濟體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在政府和市場兩種角色的靈活運用和相互補充。

二是將社會主義本質和目標定義為共同富裕。具體怎麼實現?鄧小平說:「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並同富裕」,這為當時中國提出可行路徑,即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地區先富。普遍貧困不符社會主義理想,但任何社會不可能所有人同時實現富裕,因此只能創造條件讓部分先富,但目的和正當性是「先富帶後富」、逐步實現共富。

這其實就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中國社會主義契約,過去40年受益於改革開放,獲得巨大成功的精英對此應要有所體認。畢竟,嚮往公平正義是基本人性,社會能否保持合理範圍內的財富公平事關穩定。對於中國這個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傳統,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信奉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尤是。因鄧小平時代中國政策紅利先富的精英們,不應忘鄧小平說的先富帶後富,因這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樸素道理、追求社會主義理想或公平正義價值的體現、人生和道德的昇華,又能最大程度讓自身已取得的財富成功更穩固。

那何時讓先富帶後富?鄧小平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甚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甚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井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可見鄧小平主張20世紀末中國整體達小康水平時就推進共同富裕。

不得不說是,20世紀末以來,中國雖在扶持「三農」、幫助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的發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投入了巨額資金,緩和了社會矛盾和貧富分化,但不爭的事實是,伴隨着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背後,貧富分化的確在不斷擴大,近些年來甚至幾乎已經接近於美國,階層固化正在形成,以至於過去一年類似於內卷、躺平或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拼多多女孩猝死等字眼、新聞,總能引發中國輿論的廣泛共鳴。這背後雖然有一系列複雜原因,但假若鄧小平在天有靈,相信他一定不願看到這樣的局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和使命。雖然由於自然規律的限制,鄧小平無法看到過去25年中國的發展,更難以預估今天中國面臨的新情況,但他當年在中國深陷內外困境的重大歷史轉折點所提出的解決方案、路徑和設想,對當下依然有啟發意義。他當年主張的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早已成為事實,他晚年念茲在茲的先富帶後富、共同富裕,則任重而道遠。

可以說,今後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健康可持續地實現先富帶後富、共同富裕,直接關乎社會主義的本質和鄧小平政治遺囑的完成。因此,在鄧小平南方談話30年的今天,在中國有望數年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當下,在持續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重提共同富裕,朝向共同富裕而努力,既可以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不我欺」,社會主義理想是真的有希望實現,資本主義並非人類宿命,又是對鄧小平和改革開放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