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分批劃江封控:上海防疫怎麼了?

撰文: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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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晚,上海市決定在全市範圍內開展新一輪切塊式、網格化核酸篩查,具體辦法是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實施。第一批是從3月28日5時起,浦東、浦南及毗鄰區域先行實施封控,開展核酸篩查,4月1日5時解封。同時,浦西地區重點區域繼續實施封控管理。第二批是從4月1日3時起,對浦西地區實施封控,開展核酸篩查,4月5日3時解封。封控區域內住宅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所有企業實施封閉生產或居家辦公,暫停公交、地鐵、輪渡、出租汽車、網約車運行。

這應該是目前上海防疫所採取的最為嚴格的措施,某種程度上接近於半封城,被不少人形容為滬式鴛鴦封。不過,上海此次劃江封控措施與早前一些地方的封城還是有所不同。其一,上海是分批實行封控,對正常生活的影響比那種全城封控相對小一些。其二,上海除了和早前一些城市封控一樣都保持城市基本運行和基本民生的公共服務照常運轉之外,還允許封控區域內所有企業實施封閉生產或居家辦公,這個有助於降低對經濟的衝擊。其三,上海應該是吸取早前西安封城的教訓,事前明確規定「要暢通綠色通道,保障市民群眾特別是孕產婦、血透、放化療等特殊患者的應急就醫需求」。這三個不同反映了上海城市治理的相對精細化。

然而縱使如此,今次上海突然採取接近於半封城的措施,還是出乎許多人的意料。網絡上甚至有聲音認為,上海一直堅持的「陶瓷店裏抓老鼠」的精準防疫不復存在,直言精準防疫被替代。其實不然,精準防疫自始至終都是中國防疫政策「動態清零」所內含和倡導的重要內容。過去兩年,中國不論政府層面、媒體層面還是醫學專家層面,都包含大量主張精準防疫、科學防疫的聲音。上海只不過因為自身條件得天獨厚,在實行精準防疫時成效最為突出而已。這也是為何去年包括人民網在內的中國官媒以模範作業來褒獎上海防疫模式,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專門在上海召開防疫經驗研討會,號召各地學習上海。

既然如此,那為何今次上海突然決定採取接近於半封城的劃江封控措施呢?答案只有一種,那就是在政策決策層看來,上海市的疫情形勢已經超出「陶瓷店裏抓老鼠」式防疫所能應對的範圍。

這不僅體現在過去一段時間上海疫情遲遲未得到快速清零,無症狀感染者數量不斷增加,到3月27日已經高達3450例,而且對周邊乃至全國多地持續產生外溢效應。最近,中紀委官網刊發了一篇文章《疫情防控成本要算大賬》,分析道:「從成本效用來看,通過動態清零、精準防控,我國保證了絕大多數地區、絕大多數民眾正常的生產生活,減少了因疫情帶來的不便,乃至心理等健康問題;從成本效益來看,對於防控成本所帶來的經濟收益,關鍵是要算大賬、算動態賬。如果僅按疫情發生地、按疫情發生時的成本來算成本效益,是不全面、不客觀的,應該將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算大的經濟賬、社會賬和民生賬。堅持動態清零,也要算國際賬。中國在保持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為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和世界經濟的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或許正是基於上述考量,所以今次上海市才決定採取接近於半封城的劃江封控措施。

任何防疫措施都會有其代價和成本,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對民眾正常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影響,關鍵在於各自社會的現實情況、疫情形勢和政策制定者的權衡取捨。筆者曾寫過,因為中西現實情況不同,中國不僅人均醫療資源和醫療科技水平相對有限,沒有像西方那樣民眾由於自然感染,在造成大量人死亡後形成群體免疫,而且中國人的觀念、價值傾向和西方有所不同,以人員密集接觸為特徵的製造業在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又遠超西方,所以中國今後防疫政策總體上還是會比西方嚴格許多,但這並不妨礙中國根據疫情的形勢、病毒的特點和準備工作的進度來適時調整、優化防疫政策。

之所以認為上海在為中國防疫政策優化進行探路試驗,正是基於此。但不論上海怎麼探索和試驗,都要服從於中國的現實國情,尤其是當上海探索、試驗過程中遇到挫折時,進行適度政策回調實乃正常現象。所以當上海疫情尚在精準防疫所能快速有效控制範圍,防疫模式自然更多偏向「陶瓷店裏抓老鼠」,反之上海疫情形勢嚴峻,便會偏向目前的嚴格封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次上海採取接近於半封城的劃江封控措施,其實是有其內在邏輯,是中國現實國情和疫情形勢共同影響下的結果。但與此同時,上海短時間內實行的劃江封控措施與「陶瓷店裏抓老鼠」的精準防疫並不完全矛盾,二者可在相當程度上相互補充,具體何時採取何種措施,取決於現實情況和疫情形勢。從短期來看,上海劃江封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從長期來看,上海應該還會更多偏向「陶瓷店裏抓老鼠」的精準防疫,繼續為中國日益需要的防疫政策優化進行探索。

3月26日上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說,「上海不僅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上海這個城市還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當中承載發揮了重要的功能,甚至於對全球經濟都有影響」,「如果上海這個城市停下來,東海上就會多出很多漂在海上的國際貨輪,就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和全球的經濟」。同一天,《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發文稱,「上海是最有能力精準防控的城市」,「中國需要它的這份樣本」,「現階段中國根本不具備像西方那樣完全開放的條件,我們需要不斷探索的就是如何降低動態清零的成本」。

的確如此,如果我們希望在保障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經濟社會發展之間達成更好的平衡,如果我們希望中國防疫政策的優化有更多種可能和經驗,如果我們希望早日在條件合適、準備充足的情況下有序開放,那麼,上海「陶瓷店裏抓老鼠」的精準防疫便具有了不起的探路試驗意義。

相信,等眼下這波疫情成功控制後,上海應該會很快回歸「陶瓷店裏抓老鼠」的精準防疫,繼續進行艱難而又十分重要的探索。因為在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體系,中國的發展有賴於對世界開放,而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現實國情又決定了中國不能也不應該像西方那樣由於自然感染造成大量民眾染疫身亡的情勢下,允許具備合適條件的上海先行先試,不失為一種務實可行的策略。既然如此,不妨讓我們多一些耐心,給上海多一些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