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施壓地方　經濟壓力不堪負　強壓之下哪來餘量？| 經略

向地方施壓，這是中央近期傳遞出來的一個明顯信號。

國務院組織開展了一次最大規模的大督查，19個督查組奔赴各地，壓實地方責任，加快政策舉措落實。先是8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後，向河南、浙江、江蘇、福建、湖南、山東、湖北等十個經濟大省派出由正部級官員親自帶隊的穩住經濟大盤督導和服務工作組。後是8月31日國常會宣佈再派一批督導和服務工作組，赴若干省份推動政策落實。

此番赴各地的工作組均由正部級官員任組長帶隊開展工作——財政部部長劉昆帶隊赴浙江，住建部部長倪虹趕赴福建，央行行長易綱在河南，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山東，水利部部長李國英赴湖南，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帶隊在湖北。這是比較罕見的。這樣的安排不同尋常。

另一方面，姑且不算總理李克強在北京召開的例行國常會及經濟座談會，近月來三次在地方召開經濟座談會。先是5月在雲南，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12個省政府負責人參加座談會：雲南、遼寧、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四川；而後7月在福建，召開東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廣東；8月在深圳，所謂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河南、四川。這次李總理都直接說了：經濟大省要挑大樑。6個經濟大省經濟總量佔全國的45%，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頂樑柱」。6省裏4個沿海省（廣東、江蘇、浙江、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正如7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提出：經濟大省要勇挑大樑，有條件的省份要力爭完成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

地方還有餘量嗎？

「經濟大省要勇挑大樑」是應該的。但也必須看到，上半年以來受新冠疫情相關因素影響，宏觀經濟增長不及預期，各地財政收入壓力大，財政投資增加，財政支出和負債率均有所上升。

近期，地方財政吃緊，信號頻發：河南鄲城因連續多月無法發放駕駛員工資，全市公交車停運；廣東省唯一全國百強縣惠州博羅縣也爆出，因公交企業經營困難減少班次；四川樂山一次性17億賣斷未來30年的大佛景區主營收益權；四川閬中一次性拍賣公辦學校、行政機關等175家單位的30年食堂經營權……此類事件不勝枚舉。

疫情以來，一邊財政開支擴大，地方負債率攀升，另一邊財政收入放緩，賣地收入下跌。地方財政愈加吃緊。真的要問一句，地方有餘糧嗎？

看看上半年地方財政狀況。全國31省市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支均為赤字，赤字規模為5.57萬億。其中，四川財政盈餘為-3694億，廣東-2912億，上海-18億。上海財政受疫情拖累出現了歷史首次同期赤字。但由於中國實施分稅制和轉移支付制度。地方財政赤字主要靠中央轉移支付和地方債務來填補。然而，財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預計近9.8萬億元，規模為歷年來最大。上半年轉移支付按年多增1.5萬億元，增長18%，增幅為近年來最高。可見，地方財政壓力之大。

地方財政淨貢獻更能夠反映地方公共預算的真實收支情況。所謂淨貢獻就是上繳中央稅收數額減去中央轉移支付。2021年，財政淨貢獻的省市只有9個，其中廣東省財政淨貢獻位居全國之首，淨貢獻為8901億元。後面依次是上海、浙江、江蘇、北京、山東、天津和福建。可見，6省3市（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山東、北京、上海、深圳）對全國稅收收入和轉移支付的作用很大。特別是東南五省市（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的經濟總量佔全國1/3以上，財政收入佔比近4成，地方對中央財政淨貢獻接近8成。保東南五省市財政，相當於穩全國財政和轉移支付。這也就是李克強要求廣東、江蘇必須、浙江、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得原因所在。今年受疫情相關因素衝擊，財政愈加吃緊，要求經濟大省挑大樑。

不過，經濟大省的財政收入也受到衝擊。實際上，疫情對經濟大省、大城市的影響大於內地省份和中小城市。上半年，經濟大省財政收入增速要低於全國，東部財政收入增速要低於西部。數據顯示，上半年，經濟增速前五均為中西部省份，而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的經濟增速未超過2.5%。其中，上海為-5.7%，經濟大省中只有福建的增速達到4.6%。

經濟增速與財政收入相匹配，經濟大省的財政增速偏低。數據顯示，上半年廣東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6730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按年下降0.5%，按自然扣除按年下降11.4%；浙江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984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按年增長4.2%，按自然口徑按年下降6.2%；江蘇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4639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按年下降5.8%，按自然口徑按年下降17.9%。

地方債務的問題還是不可忽略的。近些年，全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持續上升。2016年末，全國地方債務餘額約15萬億，2021年末是30.47萬億，今年6月末是34.75萬億元。如果按照寬口徑下的債務率，即（債務餘額+城投債）/（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來計算地方債務情況。

華東經濟大省的債務率不低。江蘇寬口徑的債務率為全國最高，達到350%，浙江接近300%，福建接近250%。廣東省債務率相對較低，在180%左右。還是必須要高度關注高債務率地區的縣級財政問題。當然，經濟大省的公共債券發行信用高、融資能力更強。今年，專項債額度往經濟大省傾斜，最高三個省份依為廣東（3682億）、山東（3069億）、浙江（2325億），江蘇專項債額度僅為1524億。通常，理論上來說，東部經濟大省的公共債務擴張，更能夠帶動私人投資，引發乘數效應，刺激經濟增長。

空檔轟油門　何用？

為了穩住經濟大盤，中央也是下了大力氣。力度最大措施要數上半年實施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兩種截然不同的措施：一是減稅、緩稅、退稅，挽救市場主體，增強市場活力，此為供給學派之策；二是大規模發行專項債，投資大基建，拉動市場需求，刺激經濟增長，此為凱恩斯主義之策。

首先，針對減稅、緩稅、退稅，早在3月兩會後就在《兩會 | 李克強「盡了最大的努力」 總理記者會仍有四問》一文中提出，市井長巷裏的店鋪，有多少根本繳不上那比稅款，根本等不到政府退稅，可能就要關門大吉了。能等到退稅的企業，恐怕都還是有一定基礎的。「2021年我國市場主體總量超過1.5億戶」，這是一個什麼概念？每10人就有一戶，戶戶不同。最低尺度在哪裏？是否戶戶都可做到先繳再退，減稅、緩稅、退稅是否可解解燃眉之急？恐怕未必。所以這個舉措，一直也為扭轉企業氣氛。

而再看，大規模發行專項債，投資大基建。

姑且不說，債務從來不是解決債務的辦法。基建投資是最容易被政府所控制，在刺激經濟的措施裏也是最有效率的，在當下經濟環境下，誠然依賴大基建投資是必須的，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其實對就業、消費、預期，作用都很小。如果只知道依賴大基建，這就是過時的政策。需要基建，但大基建不能夠是唯一的或者是最主要的。疫情爆發之前，中國就業結構已經轉為服務業為主。在這種情形下，擴大投資拉動就業的效果或沒有想像的那麼強。事實上，今年以來就業壓力有增無減。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更不會有消費了。這是近年來居民消費傾向降低、儲蓄傾向上升，各種刺激消費政策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所以，也必須意識到，如果不能活躍服務業生產經營及相關消費活動，即便一味擴大投資也將只是實現低水平的經濟均衡。也就是說，如此也沒有辦法扭轉「預期轉弱」的趨勢。

效果已經做出了證明，凱恩斯主義的邏輯是財政擴張（伴隨着貨幣擴張和債務擴張）—公共投資—提振市場信心—乘數效應—經濟復甦—財政收入增加—財政收縮—償還政府債務。假如這個邏輯是有效的，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關鍵是乘數效應。所謂乘數效應，是指一個經濟變量的增減能夠引發連鎖反應。這裏我們看財政支出乘數，財政支出的增加引發就業和國民收入的成倍增加。通常，大城市的財政支出乘數效應更強。

然而，上半年專項債融資高達3.4萬億，下半年的任務主要是加快投放，「用好用足專項債」。所謂「用好用足」，從凱恩斯主義的邏輯來看，就是帶動私人投資和消費，引發乘數效應。結果呢，廣義貨幣高增長，財政政策也發力，社融卻不及預期。說明什麼問題？說明市場融資需求萎縮，資產負債表衰退明顯。在貨幣和財政大舉擴張之下，個人、企業、地方政府跟進意願不足，乘數效應尚未出現。

新冠疫情完全打亂了生產、生活，企業家的預期被紊亂。今高級別的措施進一步改變了市場預期，投資和消費信心轉弱，這是直接原因；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擴張邏輯未必不可靠，公共投資呈現邊際遞減，公共債務持續攀升，這是根本原因；房地產市場持續惡化，又是一大因素。如此疫情之下，乘數失效，持續耗油，財政愈加困難，地方債務風險增加。

坦白說，車子無油時空踩油門，不僅無力，還損車，道理都懂，同樣的，當下也需謹防「空檔油門」，宏觀政策「空轟油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