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挑戰︱挨打挨餓之後 中共如何破解「挨罵」難題?

撰文:祁賓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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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首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總命題。而有鑑於此前毛鄧時期已然確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故《香港01》對此龐大的系統工程賦以歷史經緯、時代意義,稱作「第五個現代化」。

有趣的是,在同年8月19日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首提了另一重要概念:「講好中國故事」,強調要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與「第五個現代化」相照,其所涉場域既包含制度體系、更關乎事務能力;而對外宣傳的革新,亦要仰仗前兩者的同步變革。故「講好中國故事」雖比「第五個現代化」提早幾月問世,卻可視作系統工程的一環。

電視劇《山海情》講述中國農村的脫貧故事,在海內外都收獲許多粉絲。(微博@電視劇山海情)

在此之後,以「講好中國故事」為主軸的對外宣傳改革工程持續進行。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再度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發揮好新興媒體作用,「講好中國故事」;此外,針對中國扮演重要角色的國際組織與平台,中共亦提出要在宣傳上有所革新,例如2014年9月12日,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舉行第十四次會議上,中方便提出應加強上合組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向世界講述更多「上合故事」、發出更多「上合聲音」。

然而,即便改革步伐持續邁進,結構性挑戰依舊龐大。2016年2月19日,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便表示,「我們在國際上有時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並指出如今的對外宣傳場域上,存在資訊流進出的「逆差」、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而回顧中國近年的重大「國際輿情事件」,從「一帶一路」項目到新疆議題,上述問題確實展露無遺,並讓宣傳工作進行得格外艱辛。

如此結構性挑戰,並非朝夕可以攻克,也必然是「第五個現代化」要處理的重點議題。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上再提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顯然意在接續2013年以降的對外宣傳革新征程。二十大之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挑戰依舊任重而道遠。

二十大新聞中心的融媒體體驗區。(新華社)

挑戰的根源:勢與術的博弈

細究中國對外宣傳的挑戰根源,若將習近平的「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兩句化繁為簡,其實可以歸結出「勢」與「術」兩個層次:「勢」意味國際輿論環境,「術」則代表宣傳機構的執行策略與安排。

回顧2013年以降的對外布局,中國確實進行了一系列宣傳革新。首先是中國媒體積極「走出去」,不斷加強在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覆蓋,例如2014年7月20日正式成立、總部位於迪拜的中阿衛視(英語:Chinese Arabic Television),便是由阿聯酋國家媒體委員會批准頒發衛視牌照,中國與阿聯酋共同規劃內容,以中阿雙語播出的衛星電視台。2021年收穫極佳口碑的建黨百年獻禮劇《覺醒年代》,便是經由此台引入阿拉伯世界,讓李大釗與陳獨秀等人藉着新穎的當代呈現,走入阿拉伯觀眾的視野。

與此同時,中國媒體也持續建設自有平台,打破西方傳媒封鎖,例如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又稱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日報》等多家媒體,皆推出了自有用戶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抗阻了Youtube、Twitter的言論管控與封鎖;而面對國際輿論鬥爭,中國媒體同樣下場參與,例如《人民日報》「鐘聲」系列、中央廣播電視總枱「國際鋭評」、以及《中國日報》與《環球時報》的社論文章,皆曾被國際主流媒體引用翻譯。

獻禮劇《覺醒年代》以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要發起人從相識、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故事為基本敘事線,回溯了中國共產黨的孕育和創立過程,由張桐、于和偉、侯京健等主演,由選角、劇情到製作等都獲得業內外廣泛好評,討論度極高。(劇照)

雖說中國在對外宣傳上有所精進,「勢」與「術」的挑戰依舊存在。

首先,在「勢」的層面上,雖說眼下的國際政治格局出現「東升西降」的趨勢,國際話語結構卻仍維持「西強東弱」的態勢。在此框架下,中國面對各式國際輿論鬥爭,其參與往往容易陷入被動回應,難以主動針對焦點話題來設置議題,且綜觀「講好中國故事」的諸多渠道,不論是政府各部門發言人或各式傳媒,其論述往往易因自身的「中國」身分色彩,而被國際輿論場貼上「不實宣傳」的負面標籤。

例如針對新疆議題,中國為反擊西方炮製已久的「種族滅絕論述」,自2019年起通過CGTN推出多部《中國新疆,反恐前沿》英文紀錄片,系統性闡述中國治疆反恐方略,同時曝光新疆的恐怖主義血淚往事。但諸多畫面與一手材料並未受到西方媒體廣泛報道,在2019年12月的外交部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亦曾詢問現場記者,「是否曾看過上述紀錄片」,現場卻無一人表示看過,Youtube更是對此紀錄片祭出了「限流」。

此外,在「術」的層面上,即便對外宣傳已經積極「走出去」,質量上卻強差人意。平心而論,如今中國的對外宣傳過度強調唯數字論、唯成就論、唯短期效果論,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買櫝還珠」的窘境。所謂唯數字論,便是過分強調覆蓋人數、閲讀量、點擊量,而不關心其背後的真正效果;唯成就論,便是只注重宣傳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而不關注對中國面臨問題的整體闡釋和應對;唯短期效果論則是只注重短期的傳播效果,但忽視了長期以來的國家形象塑造。

兩重脈絡交互疊加下,原本就在國際輿論場的「勢」上相對被動的中國,又因「術」的表現不佳,導致了宣傳成效的大打折扣,即便媒體資訊發布及時、發文量充足,仍無法在轉引率與認可度上有所突破。

2021年4月2日,第四部新疆反恐紀錄片《暗流湧動——中國新疆反恐挑戰》正式播出。這是繼《中國新疆,反恐前沿》、《幕後黑手——「東伊運」與新疆反恐》、《巍巍天山——中國新疆反恐記憶》後,CGTN推出的第四部新疆反恐紀錄片。(微博@CGTN視頻截圖)

持久戰必需精益求精

面對此一雙重挑戰格局,中國並未放棄尋求突破的努力。

2021年5月31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上,習近平發表講話,稱「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的重要任務。而要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就需創建適應新時代國際傳播需要的專門人才隊伍,掌握國際傳播的規律,提高傳播藝術。習近平特別強調,面對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必須精準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

簡言之,便是在「講好中國故事」的持久戰上,有關部門必須順應時勢、精益求精,用「術」的進取克服「勢」的被動。

首先,既然「西強東弱」的國際輿論環境短期難易,中國就必須仰仗、善用自身的發展優勢,主動設置議程,搶佔輿論版圖。例如在新疆議題上,西方慣性套用「民族自決」的敘事框架,將新疆割裂出漢人/維吾爾、壓迫/熱愛自由、邪惡/純潔奮鬥等多套價值論述框架,既讓自己站上了極致的「道德高位」,也建構了中國施行「種族滅絕」的流行敘事。即便其對此指控毫無證據、或頂多只能拿出各類「據傳泄密」的文件,西方版本的新疆敘事仍能在全球輿論場引起廣泛共鳴,原因無他,「民族自決」是各國人民都能理解的政治訴求、「種族滅絕」則是二戰以降最令人髮指的人權罪行。

對此態勢,中國首先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民族問題」上挖掘西方的黑暗短版,包括寄宿學校對原住民的肉體與社群之殘害、如今西方各國對少數民族權益的普遍漠視等,凸顯西方對「民族自決」的武器化與雙重標穩,緩衝此一敘事的殺傷力;同時更要另闢蹊徑,強化「反恐」戰線的輿論攻勢,用新疆的過往混亂與眼下安定相對照,強化中國治疆的合理性,畢竟經歷911事件、「伊斯蘭國」崛起的新聞衝擊,「反恐」是全球都能理解的時代話題,讓外界了解恐怖主義對當地各族人民的危害,是取得國際輿論理解的必要環節。

習近平在新疆石河子市考察調研。(新華社)

而要精準應對「勢」的挑戰,便要仰仗「術」的精進。換言之,除了宣傳部門的積極「走出去」,宣傳戰線的執行者們亦須進行深刻且持久的自我革命,才能最大程度克服前述唯數字論、唯成就論、唯短期效果論的相關弊病,避免「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的自我僵化與腐蝕。

此外在網絡漸成最大思想市場的趨勢下,宣傳部門或要適時放寬非官方的參與空間,只要有利「講好中國故事」這一總目標,不論發聲者的身分是學者、智庫、民間人士或海外人士,皆可給予其適度的曝光與口徑自由。

以學者發聲為例,其參加海外論壇、於國際媒體發表文章時,為求國際輿論場的理解與共鳴,收穫更大的話語鬥爭成績,或許在部分內容、口徑與尺度上,會與國內標準有所出入。但只要其內容有助「講好中國故事」,即便有些許的「越線」,相關部門也應有所包容;同一道理也適用海外人士,即便其不認同中國所有敘事,只要其對某一特定議題的說法有助反駁來自西方媒體的攻訐,也應加以發掘並擴大。

歸根結柢,對外宣傳的革新看似是勢的操控、話語的精進,其實關鍵還是執行者的靈魂革命:既要洞見中國的「話語赤字」,也要知曉如何應對;既要在對外宣傳上更有現代化思維,也要在調動話語博弈上更有治理性;既要謹記「講好中國故事」的初心,也要時刻警惕落入「形式主義」的陷阱。

1949年以來,挨打挨餓的問題漸被發展現狀所超克,「挨罵」的難題卻始終難解。革新不能流於口號,改變不能止步文件,面對新的變局與挑戰,中共必須與時俱進,用更加靈活多變的宣傳策略,為中國爭取與綜合國力、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徹底解決「挨罵」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