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項飆・三|宇宙盡頭是考編?絕對穩定背後的機會主義

撰文: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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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隨着中國調整防疫政策,邁出「與病毒共存」的實質性一步,人們紛紛迫不及待告別核酸、健康碼、行程卡、大白,但對中國乃至世界來說,比告別疫情更重要的,是如何對過去三年進行系統總結與反思。2023年初,圍繞疫情三年的種種,以及如何推動疫後社會重建,《香港01》記者專訪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作為人類學家,項飆早年因浙江村的調研而成名,其後赴海外求學併成為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2020年離開英國定居德國。疫情以來,項飆頻繁參與公共討論,與不同群體展開對話,希冀更加直接地介入到社會中,其提出的「附近」和「最初500米」引起廣泛且持續的討論。此為訪談第三篇。

香港01:怎麼認識「混亂」與「活力」,確實很重要。過去三年,其實有很混亂的時候,比如武漢早期的荒腔走板,上海疫情期間的各種亂象,以及後續發生的諸如鄭州富士康員工「大逃亡」等,也有很有活力的時候,比如在疫情這樣的最大外部變量衝擊下,中國2020年GDP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另有數據顯示,自2020年1月10日以來,全中國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數為0的天數,有250天。

但「混亂」與「活力」的這種交錯理應是正常的,但我們還是沒有能走出對「穩定壓倒一切」的迷思,還是在「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裏打轉,好像永遠在追求一種絕對化的穩定,也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不能容忍那種看上去的不穩定」。從實踐來看,2022年11月底各地爆發的反封控示威,在中國一定算是非常「混亂」的局面了,但事後來看,其實也沒有走向失控,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反倒一方面助推了防疫政策的調整,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社會的韌性。通過對疫情三年「混亂」與「活力」辯證關係的思考,對「穩定」的重新界定,對於推動後疫情時代社會治理現代化確實意義重大。

項飆:意義非常重大,尤其是對很機械的穩定的追求,而且是絕對化的追求。為什麼會「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因為不允許任何混亂,就算是小的可控的混亂也沒有空間,總是想「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有些時候又辦不下來。我其實現在蠻擔心的,雖然經濟層面可能會恢復過來,但過去幾年政策的極端搖擺,已經不僅是經濟上的損失,而且老百姓的腦袋被搞糊塗了,不知道上層究竟要幹什麼,接下來官方要怎樣與公眾有效交流?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資料圖片)

另外這樣的極端搖擺,真的是強化了中國社會的機會主義,總有一批人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放棄一切原則,等經濟政策大幅度轉變的時候撈一把,也就是所謂的風口思路。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如果大家靠風口賺錢,事實上就會擾亂有效的積累,尤其會擾亂有效的經濟創新、社會創新。最典型的就是核酸產業,這就是疫情之下的一個風口。

具體到個人的選擇,也深受這種狀況的影響,比如年輕人青睞體制內的穩定工作,認為宇宙的盡頭是考編,這在我讀大學那個時候是不可想象的。透過這個現象,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20多歲最青春最夢想的時刻,就想一步邁到宇宙的盡頭?這其實也是對穩定的絕對追求,年輕人不願意做任何嘗試和創新,他們可能對公務員的工作也沒有什麼興趣,但只要能進入到這個隊列中,讓幹什麼都可以。對絕對化穩定追求的同時,伴隨的是一種機會主義,這兩點是結合在一起的。這也就解釋了你前面提的為什麼「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因為一種對剛性死板的穩定的狹義追求,和一種不講原則的機會主義,這兩者綁在一起了。它的對立面當然是既有原則又有空間,這個是最好的。

香港01:您提到考編熱,這次疫情中體制內的群體與體制外的群體確實感受有很大不同,對於體制內的人來說,即便封控在家,可能收入也不會受到多大影響,所以會覺得封控也挺好,而且對那些要求解封的不和諧聲音不認同。但於體制外的群體來說,過去三年確實經濟壓力巨大,很多人失業、斷供,經濟壓力導致的精神壓力也進一步加劇。疫情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也進一步推高了考編熱,2023年的國考1月8日舉行,擬招3.7萬人,近260萬人報考,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70:1。

過去幾年,內地公務員考生參加人數屢創新高。(中新社)

不同群體感受不同外,疫情三年,人們共同的一個感受是,發生了很多跌破人們常識和理性的極端事件,「平庸之惡」也成為很多人頻繁提及的概念。比如一些普通人,一夕之間獲得權力之後,就可以以防疫之名,為所欲為,基本的底線也不要了,法治也不管了,好像被防疫給異化了,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和思考能力。當然不僅是防疫人員,我們所有人好像也被困在了這個系統裏,「大白」只是一個載體,換成我們任何人,可能都會那麼做,由此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脆弱且撕裂。您怎麼理解「平庸之惡」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重建?怎麼理解疫情對普通人的異化?普通人關係的重建,可能對後續社會重建關係重大,也決定了最終社會重建的成效和結果。

項飆:這個是絕對重要的。現在社會的撕裂,當然存在於官方媒體與民間聲音,存在於公務員群體和非公務員群體之間,但最讓人心痛的是存在於普通人之間,大家都是無權者,也是受害者,但最後互相傷害。比如上海疫情期間,鄰居與鄰居之間的對立,有一些鄰居看到有老人在樓下走,就罵他,就污名化,有不同觀點,就上綱上線。

所以疫情對普通人的異化,首先體現在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上。異化都是來自於你和別人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你把別人看成敵人,這就在社會意義上徹底被異化了。

關於「平庸之惡」,這個說法我覺得很有意思,但是疫情期間的大白、門衛、片警等,我認為比「平庸之惡」稍微要複雜一點。疫情期間「平庸之惡」的典型,是那些因為自己封控在家也沒有任何影響,所以不僅會無條件執行這樣的政策,而且覺得很多負能量的訊息就不應該出現的群體。為什麼他們才是平庸者?因為他們並沒有害人的意思,他只是在執行,做自己分內的事情,而且做的事情跟自己的感知也沒有完全違背,只是選擇性的不去看一些東西,最大可能降低自己的成本,不冒任何風險,在自己安全最大化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和行為,也不去過多考慮真正的長遠的後果,簡單地認為封控也挺好,這是比較典型的平庸者。

而大白、防疫志願者,他們有的時候只是一些臨時工,一些所謂志願者其實也是一種僱傭關係,這些人是貫徹防疫政策最前沿的人,他要去維護和保證絕對的穩定,怎麼樣去達到這個目的?這裏就包含着機會主義,他不是在機械地貫徹上面的指令,也不僅僅是做自己分內的事,因為在基層一線分內的工作是很難界定的,怎麼去貫徹彈性很大的。所以有時候人們會覺得他們的一些做法完全超出了分內的要求,甚至超出了做人的準則。這裏還是一種機會主義,他覺得有了這樣一個權力和機會,就要把它短期最大化,非常機會主義,但又要把這些都包裝成在保護穩定,維護一個絕對的權威,避免各種混亂,到最後就是你講的對普通人的異化和傷害非常嚴重,其實就在這裏。

過去三年,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被人們稱為「大白」,這一稱呼也成為關於疫情的集體記憶。(深圳微時光提供)

這種異化並不是說僅僅把人變成機械執行政策的工具,因為每個人都是有主動性的,心裏也都有計算和小利益。這跟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確實很不一樣。因為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阿倫特認為當時的德國人已經因極度理性而失去了人性,這些人通過所謂的制度規則、上下級關係等,把一切道德判斷懸置起來,而且「平庸之惡」針對的是比較高層的官員。平庸之惡按道理是不會有像倒賣物資那種怪相的。但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大白的情況,其實不是這樣,雖然中國的官僚體系現在高度技術化,確實有進行理性化控制的條件,但在真正執行的過程中,其實是靠機會主義。為什麼各地不斷層層加碼?為什麼山東居然想要建設永久方艙?在防疫政策轉變之前,我唯一的解釋就是機會主義,投其所好,認為這樣做會給自己政治上加分。

香港01:疫情之後被強化的機會主義會不會有所緩解?因為我們看中國的政策,一直是保持着高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的,我們有五年規劃,也有共同富裕的大目標,這樣的連續性理應能最大限度弱化機會主義的。不過也如您前面提到的,過去幾年政策的極端搖擺,確實是比較少見和例外的情況,也進一步推高了機會主義。

項飆:我覺得首先必須要去充分的認識和討論,關於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機會主義,你剛才提到大白的情況講的很好,我們一定要意識到這也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因為如果我們在那個位置上,也會這樣做。基於這樣的意識,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對生活當中的機會主義進行檢討,所以大白這些人真的不是一小群人的問題,而是所有人的問題,包括我自己都有責任的。我們太不勇敢了,往往很容易向機會主義低頭,而且有時候往往為了自保或為了自己的利益主動向機會主義低頭。

其次是你提到的疫情之後是變好還是變壞,如果我們不捫心自問,不開始「重建附近」,不把機會主義卸下來,只能是變得更壞。這裏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對教培行業的整頓。按理說教培是有問題,是不合理的,但又是有客觀需求的,現在只是一刀切了供給側,但需求還在,因為學校本身的考試製度並沒有調整,所以現在從地上轉到了地下,開始偷偷做,這又是機會主義。而且轉入地下後,這些學生被家長告知這個不能說那個不能說,這些小孩一開始就被教育懂得了什麼是潛規則,這不都是機會主義教育嗎?這對於孩子價值觀的型塑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疫情之後,好像又要開始回調了,這又是新一輪的機會主義的土壤。

受政策影響,不少教培機構紛紛尋求轉型以求生存。圖為新東方旗下東方優播的教師培訓會。 (紅星新聞)

還有一個例子跟我所做的國際流動研究有關。國際流動是一個非常機會主義的領域,有大量的中介,還有人口走私,文件造假等,這是全世界的普遍情況。為什麼這個領域會變得高度機會主義?是因為流動人口政策是變化最多的,有的時候選民的政治態度變了,有的時候是經濟需求變了,或者教育產業的情況變了,都會直接影響簽證的申請。在這樣過程中,因為政策的不穩定,以及不斷的搖擺,就會產生各種機會主義。而且政策的不斷搖擺,會使得政策本身失去公信力,一個政策出來後,人們想的是怎麼去應對這個政策,完全不覺得在道德上沒有義務去遵守這些規則。

最後還要強調一點,就是老百姓的機會主義不是天生的,也是被逼出來的,往往是因為沒有正常的有效競爭,沒有有效發展自我的空間,所以只好搞機會主義。這跟內卷是很相關的,內卷之後,人不斷地為競爭而競爭,很自然地會變得機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