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三年反思・十｜中國走出疫情的關鍵是什麼？

時下中國正在承受疫情接近季節性流感前避不開的「疫情大海嘯」，因各地情況不同，所以此輪大海嘯的劇烈程度和陣痛期都不盡相同。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賽娟與上海市公共衛生臨牀中心主任範小紅團隊近期發表的研究判斷，中國此輪Omicron疫情感染於元旦前後，在北京、廣州、上海、重慶等城市接近尾聲。至於四川、陝西、甘肅、青海等省，估計農村和中小城鎮地區的感染峰值將於1月中下旬出現。時值春節，預計中國還將再次面臨大規模感染潮。

雖然疫情海嘯的劇烈程度和陣痛期不盡相同，但人們對於「走出疫情」的期待和訴求卻是一致的。但中國走出疫情的關鍵究竟是什麼？是等待疫情接近季節性流感嗎？是實現群體免疫嗎？是徹底告別口罩嗎？是回到疫情前的生活常態嗎？這些只是醫學意義上的「走出疫情」，要想真正走出疫情，最關鍵的還是要對我們共同經歷的這場疫情進行總結與反思，這也是我們推出這一系列文章的原因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武漢疫情之際接受《香港01》記者專訪時就提出，「地方也好，我們的體系、政策、法律也好，究竟存在什麼問題，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需要共同研究的問題，要達成共識，才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疫情過後，要進行認真細緻的調查研究，從醫學和公共衛生的角度，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研究。」因為「這是對歷史和人類負責的態度，否則的話就吸取不了經驗教訓。」

過去三年，疫情對各方面的衝擊激烈且持久。尤其是2022年3月底開始至6月，上海進行了為期兩個多月的靜默、封控，這一次的長時間封控，不僅對產業鏈、供應鏈和中國整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同時也讓民眾對如何走出疫情產生巨大詰問。封控期間和解封之後，身居上海的兩位本地學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蕭功秦，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學系博士生導師許紀霖分別寫文章談了自己的思考，雖然兩人的側重點不同，但都同時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上海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與心理創傷，遠遠被低估了，而疫情對中國的影響，恐怕會持續很長時間。

蕭功秦在題為《在艱難時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文中說，「疫情中顯露出來的這些社會問題，會成為影響中國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國運的深層次因素。希望疫情過後，我們社會能從上到下，都對這場災難進行深入的理性總結與反思。古人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社會困局中的經驗與教訓也是一個民族的財富，然而必須通過深刻的反思，才能轉化為民族的經驗資源。」

同時，通過與一個網絡上的極端者對話，蕭功秦也發出警醒：「在困境來臨時，我們國人應對困境的精神態度與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問題。中國人身上極左時代形成的陳舊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殘存的極端思維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一旦國際環境惡化，國內經濟困難出現，各種『陰謀論』思維、亢奮極端的狹隘民族主義、自以為是的『厲害國』觀念，受害者式的悲情主義，都會被重新激活，它們會取代人們的常識與經驗，並且具有傳染性。這是因為每個人思維中多少有過它們曾經的活動軌跡。甚至已經被全民否定的『階級鬥爭』的觀念，也會很輕易地回到我們生活中來支配人們的思維。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以及其他種種惡根性，其中有二千年來的專制統治形成的文化習性，也有十年動盪時代的左的思潮在國人精神與心理上積澱的文化慣性。都可能會在艱難時期不斷被激活。」

自1980年代開始就專注於中國社會啟蒙的許紀霖，則在《上海靜默給2400萬上海人上了一課，也給所有關心中國的人上了一課》中坦言，「這次靜默給2400萬上海人上了一課，這一課遠遠超過我們過去三十年的啟蒙。」因為「上海靜默，不僅對上海，對整個中國都是一個大事件——歷史的轉變往往都是由一些大事件構成的，它們成為一種樞紐性的現象。我覺得這次靜默帶來的轉折性意義，現在還遠遠看不出來，一般人只談到經濟衝擊，經濟衝擊是其中一部份，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衝擊。人是靠某種期望、對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體中彼此之間有一種信任感，這種信任存在於公民與政府、個人與個人之間。現在這些紐帶受到了強烈的衝擊，甚至引發了某種危機感。這種衝擊帶來的影響，我覺得到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在文化心理意義上，都是一個大事件。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點將會看得更明顯。」

從武漢疫情到上海疫情，再到整個中國，疫情對每個人的影響都具體可感，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心理的，這些影響最終會在個體層面、國家層面導向怎樣的後果，就像蕭功秦和許紀霖說的，現在還遠遠看不出來，且會成為影響中國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國運的深層次因素。從這個層面來看，當我們告別有形疫情的時候，真的可以說我們「走出疫情」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