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的愛中國,豈是一個立場?|專家有話說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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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月5日,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先生因病去世,享年67歲。朱雲漢去世引發兩岸學者紛紛撰文哀悼,亦有不少學術機構自發組織追思會。2月12日,「全球華人政治學家論壇暨環球兩岸研究會」舉辦朱雲漢教授追思會,台灣大學教授石之瑜在追思會上做了題為《朱雲漢的愛中國,豈是一個立場?》的發言,在發言中,石之瑜坦言,朱教授所愛的,是對分裂社會充滿了政治啟示、對台灣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戰略啟示、對反思西方現代化道路具備了知識啟示的文化中國。那不是待宰的肉體中國,而是無窮的精神中國;不是危機,是解藥;不是立場,是靈感。經石之瑜授權,《香港01》特此轉發此發言。

朱雲漢教授過世,大量親炙過的年輕同仁,爭相為文追思。其中不少人(幾乎如遵循一套公式般)表示,即使與老師對中國的立場迥然不同,更不贊同老師分析中國時,從他早年對民主自由的主張轉向,也仍無礙他們破例懷念老師。

然而,朱教授近十年來豪不忌諱,盡情分析的中國讜論,豈是立場使然?他對中國所處局勢同情理解,無懼詆譭。這樣的坦然令人嫉妒。一妒他高屋建瓴、旁徵博引的理論深度,讓人不敢直視;但更妒他不迴避、不隱藏的自信。

朱教授從數字與趨勢中看到中國的發展,進而推敲其中的文化密碼,是違反民主自由價值嗎?他經歷台灣治理體制的墮落與崩潰,反省民主自由制度難以為繼,不也充滿遺憾嗎?是誰,在對台灣民主的揮霍殆盡,表現濫情的讚賞?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2016年9月參加中信基金會海外顧問座談會。(微信公眾號/中信基金會)

早在民進黨執政之前,朱教授畢生追隨的恩師——胡佛先生——已從中國的治理文化,推敲出台灣民主制度的危機。質言之,一個喪失群體共同性的分裂社會,無法實踐民主自由制度。師生同憂,日後的發展果然如此。

一旦社群失去共同感,則人人擔心受到侵犯,便充滿攻擊性,人人草木皆兵,便吝於互助。朱教授切膚感受胡先生所指出,這時的民主自由淪為鬥爭工具,只用來對想象的敵人制衡,甚至剝奪其權利,卻對自己(人)放縱。

朱教授曾追隨胡先生主張內閣制,正是忌憚總統制造成撕裂效果,會破壞國民相互尊重,刺激統治者及其擁躉,去剝奪政敵的自由權利。這時的民主選舉,是在動員對敵作戰,不是在選政府,無論誰贏,都會製造另一方淪亡的恐懼。

胡先生乃舉文化大革命為例說明,聽命於領袖的紅衛兵,毫未解放,不過是以解放對方為名,遂行敵我鬥爭。同理,台灣的民主自由變成誰有資格當國民的鬥爭。朱教授說的綠衛兵四起,正反映這個群體崩解、民主墮落的時代。

創新繼承胡佛先生的愛中國

胡先生之愛中國,是凜於肉體中國的淪亡危機,為了富強,浸淫西學,畢生致力現代化,鼓吹憲政。但後來發現,台灣殖民歷史摧毀了在地的同群意識。他曾率先引進西學,目睹西學竟一再遭分裂社會濫用,變成壓迫、鬥爭的工具。

痛定思痛的他說,民主化首先是回歸祖國、重建群性的道德問題,故唯有追求統一的台灣,才能重振民主自由。他回憶孫中山對同志的告誡:救中國,不救大清。也就是,超越政權利害,集中心力在群的生存,才能推動現代化。

相形之下,朱教授之愛中國,是在分裂社會的條件下逐漸養成的。對他而言,那是既充滿壓迫,也充滿誘惑;既嚮往西學,也懷疑西學;既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中國的一種既現實,而又不現實的雙趨矛盾。

適逢全球南方對殖民歷史發動批判,質疑母國事先種下獨立後的族群分裂基因,導致現代化變質,則民主自由充其量是華而不實的海市蜃樓。朱教授在世紀之交就已注意到這股潮流,二十年後更稱之為被「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

朱雲漢關於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正在經歷秩序與結構重組的論著。(張鈞凱攝)

這概念不新鮮,街坊通稱為「鑲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有誰看得懂呢?朱教授別出心裁的翻譯,扭轉了主客尊卑,揭穿自由主義的外來性,更體現出在地社會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世紀更迭前夕,他對西學已然警覺。

奠定朱教授後半生學術志業的,一是胡先生對西學在各地的分裂社會遭濫用後的反省,二是全球南方探索非西方發展路徑的士氣如虹。朱教授猶駕馭中國崛起的教訓,大規模地歸納評比中外治理經驗,賦予中國無遠弗屆的世界性。

在改革開放所實踐的非西方路徑上,朱教授超越了胡先生面對西學的困境;在台灣分裂社會的壓力中,他傳承了胡先生對群性撕裂的診斷;在中國崛起的世界各地之間,他的高思釋放了胡先生對民族淪亡的肉體危機感。

朱教授所愛的,是對分裂社會充滿了政治啟示、對台灣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戰略啟示、對反思西方現代化道路具備了知識啟示的文化中國。那不是待宰的肉體中國,而是無窮的精神中國;不是危機,是解藥;不是立場,是靈感。

愛護屬於所有人的中國崛起

各界以「立場」描述朱教授的中國敘事,與其說年輕人透過文字,表現自己對老師政治「轉向」的寬容,不如說是藉由對比他們自以為與老師的差異,來凸顯本身的正確立場,表彰自己繼續傳承老師已經放棄的民主自由價值。

按民主自由的價值,凡涉及立場,由各人決定,旁人無由置喙,所以追思時,當然可把朱教授的立場擺一邊。但既然擺一邊,為何幾乎人人不約而同還要畫蛇添足說,我把立場擺一邊?可見,不能擺一邊的,正是表演追思的他們。

此間的追思文章,往往回憶老師的謙謙君子,温文儒雅,樂於助己。不這樣回憶,如何合理化他們寬恕老師所謂的中國立場?但把他當例外來展示的這條公式,鞏固了分裂社會的敵我想象。而他,決定用崛起的中國呼喚他們猛回頭。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發出訃告,指朱雲漢學術成就特為國際學界推重。(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結果,表演追思的人高姿態地寬恕老師,是在掩飾他們對朱教授敲響的警世鐘,惶惶不安——我們不質問老師,那老師對我們的立場也就無權深究。於是,他們自己如何進入現在的立場?動機何在?有多堅定?都逃避不面對。

換言之,若非他們親炙過朱教授,他對中國的立場就不能擺一邊。一旦遭遇不相識的覺醒青年,就得承受尖酸刻薄而不見饒。弔唁者的寬恕因而不是尊重他,影射的其實是對敵霸凌,但饒你一回的立場自白。

此何以胡先生在生前屢次提醒,民主化是道德問題。痛恨自己文化的統治階層,必造成分裂人格與分裂社會,充斥侵略性、投機性、反覆性。認真面對全部自己,無懼於自己,才能對自己言行有責任感,而民主恰恰就是責任政治。

准此,朱教授所歸納分析的中國,不是他個人擁有的中國,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所有人都擁有的中國。能將自己的所有,加以愛護,不但能養成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礎,甚至能把受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昇華為文化涵養豐富的自由主義。(感謝學者王雨舟與郭銘傑提示寫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