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貝淡寧的賢能政治說起：尚賢制是選舉民主的替代選擇嗎

曾在內地清華大學和山東大學執教的香港大學教授貝淡寧(Daniel A. Bell)，數年前寫過一本書《賢能政治》，一度引發了不少人對於政治尚賢制和中國政治模式的關注。該書的重點包括兩部分，一是對一人一票選舉民主的反思和批判，二是以中國政治模式作為分析對象，結合新加坡的精英政治，探討政治尚賢制的積極意義和潛在問題。貝淡寧在該書序言中寫道：「民主國家可以通過學習尚賢制實踐中的優秀成果改善其民主制，尚賢國家可學習民主制的優良做法來改善其尚賢制。」拋開意識形態分歧，貝淡寧的反思和探索是有價值的，值得更多人接力思考。

「民主的四大缺陷」

貝淡寧在書中討論了一人一票選舉民主的四大缺陷。第一個缺陷是「多數派暴政」：非理性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多數派，通過民主程序使用其權力壓迫少數派，推行糟糕的政策。貝淡寧認為，大部分選民投票是出於自身的利益，但多數人不僅缺乏時間了解政治動態，而且缺乏動力去提升自身政治能力，會受到種種認知偏見的影響。這樣的後果是民選政府將被非理性的多數人裹挾，無法防止糟糕政策的出現。

第二個缺陷是「少數派暴政」：擁有經濟實力的小群體在政治博弈過程中發揮過大的影響力，要麼阻礙符合公共利益的變革，要麼遊說決策者制定僅僅有利於該群體利益的政策。貝淡寧以美國為例，他說：「今天，資金雄厚和組織嚴密的少數派利益團體已具備一定實力，他們正在諸如環境管理、槍支管控、金融機構監管等議題上盡力反對相對弱小的多數派。」他提及企業、金融界通過政治遊說來施加政策影響，從而讓公共政策偏向少數有錢人，造成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續擴大。

第三個缺陷是「選民共同體暴政」：如果選民的需求和不投票者的需求之間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如政府政策可能影響到子孫後代或外國人等不投票者的利益時，選民的需求總是具有優先權。貝淡寧說：「政治平等僅限於政治共同體的界線之內，界線之外的人則被忽略。」他揭示出民主國家對待選民利益和非選民利益的雙標。

第四個缺陷是「競爭性的個人主義者暴政」：選舉民主並沒有減緩社會衝突而是導致其日益惡化，從而使那些支持利用和諧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群體處於劣勢。貝淡寧通過分析選舉民主社會常見的「負面選舉造勢」（政治候選人和政黨用虛假的指控抹黑選舉競爭對手的策略）認為：「競爭性選舉不會讓支持社會和諧的人性中的善良發揚光大，而是將人性推向惡的方向，聽任乃至鼓勵將政治對手妖魔化。」

貝淡寧所概括的上述四個選舉民主缺陷是客觀現實。第一個缺陷、第三個缺陷、第四個缺陷，看似不同，實則有共同之處，即：多數選民存在非理性和自私自利的面向，以至於政治候選人和政黨為了迎合或鼓動選民而滑向民粹，背離公平正義，陷入無底線競爭，淪為黨爭。這指向的是多數選民對於選舉或民選政治的決定性影響力。第二個缺陷既和國家治理能力缺失有關，又與選舉民主有關，指向的是選舉民主非但未達成理念層面宣揚的政治平等，反而淪為少數利益集團的庇護所。這樣的話，第一個缺陷、第三個缺陷、第四個缺陷和第二個缺陷似乎便出現矛盾，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怎麼同時兼有多數人決定和少數人操弄這兩個矛盾缺陷？

這是貝淡寧書中未能展開卻有必要釐清的問題。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唐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的經濟理論》一書中給出了比較有意思的回答。唐斯將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引入政治學，認為選民、政黨、政府都在自利本性的驅使下權衡利弊得失。他認為，投票是需要立足於政治訊息，而勞動分工總是使處於不同社會位置上的人具有不同的獲得訊息的能力及不同的獲得訊息的要求，但所有的訊息都是有成本的，那些高收入的人能夠比低收入者更好地獲取訊息。

對於多數中低收入選民來說，他的選票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除非是關鍵少數，不然對選舉結果的影響極低，但獲取高質量的政治訊息是有成本的，因此他們通常缺乏強烈動機去進行政治知識的投資。這意味着相當大比例選民的投票行為將屈從於偶然看到的免費政治訊息或既有偏好，而不論他所看到的免費政治訊息或既有偏好是否合理。反之，少數富人或利益集團有足夠的閒暇和資金去獲取更多高質量的政治訊息，乃至僱傭掌握較多訊息或有能力的專業人士，進而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考慮到多數選民在許多比較複雜領域的無知，而有專長或有能力的少數富人和利益集團又持續進行遊說，其結果必然是政府政策容易在不讓多數選民發覺的情況下向少數富人或利益集團傾斜，進而令不平等植根於民主社會。

這裏還涉及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被多數人選擇的政治領導人要麼缺乏強烈的動機去制止那些有可能偏袒少數富人和利益集團的政策，要麼缺乏能力去識別和節制藏在少數利益集團冠冕堂皇說辭下的真實考量。關於動機層面，考慮到一個人從步入政壇那一天到他將來有一天退休，整個漫長生涯中往往與富人、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競選過程中仰賴利益集團的支持，故除非是那種富有道德擔當的政治領導人，不然的話，對於尋常有着自利動機的政治領導人來說，難以排除他們會在不明顯得罪多數選民的情況下偏袒少數富人和利益集團的可能性。

關於能力層面，既然多數選民對於複雜而又專業的政治事務的了解十分有限，甚至充滿偏見，那麼，怎麼保證他們選擇的政治人物治理才能突出？這估計在相當程度上只能靠運氣。為何近些年來西方選舉民主社會的傑出政治家日漸稀少？為何連提出「歷史的終結」的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在感嘆美國近些年來未再出現強大能幹、能彌合撕裂的總統？歸根結底是因為選舉民主難以避免的民粹陷阱所致。既然如此，人們便不難理解，為何奉行選舉民主的美國竟然貧富分化那麼大。因為平庸的政客們缺乏足夠的能力和道德擔當去解決複雜問題。

這其實揭示出選舉民主社會的一個根本悖論：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本是為了尋求公平正義，但因為現實中人和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知識和財富的分化，使得多數人選擇的政治領導人在許多時候只是平庸而自利的政客，他們要麼缺乏強烈的動機、要麼缺乏強大的能力，去應對少數利益集團所施加的政治影響，進而造成新的不平等。

政治尚賢制是替代選擇嗎？

針對自己所提出的選舉民主四個缺陷，貝淡寧分別給出了他認為的切實可行的替代選擇。對於第一個缺陷「多數派暴政」，貝淡寧認為新加坡的賢能政治是替代選擇。因為在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信奉精英政治，主張高薪招攬政治精英，讓更有遠見、更能把握共同體利益的政治精英治國。應該說，新加坡的賢能政治對於那些盲目迷信選舉民主而忽視治理績效的社會具有重要啟發價值。但不應忽略的是，任何拋開體量來探討替代選擇的觀點都有失公允。畢竟，體量的差異往往意味着問題複雜程度的指數級變化，而這背後又會牽涉諸多超出想象的現實變量。

不過，更關鍵的問題是，新加坡賢能政治的成功具有某種特殊性，未來能否長時間成功延續下去，存在不確定性。這是因為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所推行的賢能政治是建立在選舉民主之上，其成功既依賴於人民行動黨持續不斷地選拔和招攬人才，又依賴於新加坡多數民眾對人民行動黨的信任，其中關鍵是經歷過李光耀時期的年長新加坡人對於取得驚人治理成績的人民行動黨發自肺腑的認可。但隨着時間推移，如果人才選拔體制不能一如既往地選拔出最合適的政治精英，或者當未經歷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人越來越多，他們誤以為今日新加坡的成績都是理所當然的，進而滋生出某種對於人民行動黨長期一黨執政的逆反心理，那麼風險便來臨。

李光耀說過：「選民結構改變的趨勢，正毫不留情地衝擊着我們……國家要往哪個方向走，將取決於新加坡年輕一代做出什麼樣的決定。無論選擇什麼，我敢肯定的是，新加坡一旦選出一個愚蠢的政府，我們就全完了。國家將會沉淪，化為烏有。」

對於第二個缺陷「少數派暴政」，貝淡寧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是切實可行的替代選擇，因為中國獨具特色的市場經濟具有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能避免重大金融和經濟危機。貝淡寧提及中國為了縮小貧富差距所採取的措施，比如下派幹部到貧困農村工作。應該說，強大的國家能力是中國政治體制一個非常醒目的特徵，多次在危機時刻展現出強大的動員能力，與不少民主國家孱弱的國家能力形成鮮明反差。但問題是，中國過於偏重國家能力這一維度，而法治和民主問責維度仍不盡人意。這從根本上導致了中國國家治理高度依賴自上而下的單向度機制，而缺乏與之相適應的自下而上機制，以至於在化解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社會的官僚主義問題、貪腐問題、層層加碼和一刀切問題時面臨極大困難，至今難以達到理想效果。

對於第三個缺陷「選民共同體暴政」，貝淡寧認為切實可行的替代選擇是新加坡的民選總統具有對可能危害子孫後代利益的政策企圖的否決權。正如前文對於新加坡賢能政治與選舉民主關係的分析，新加坡民選總統的否決權同樣是建立在選舉民主之上並受制於選舉民主下存在自利、非理性、容易短視面向的多數選民。因此，新加坡民選總統的否決權能否真正發揮效果取決於新加坡賢能政治在未來的命運，而新加坡賢能政治的命運又取決於精英群體的作為和年輕選民今後的選擇。

對於第四個缺陷「競爭性的個人主義者暴政」，貝淡寧認為切實可行的替代選擇是中國政治模式，因為在大多數中國公民眼裏，中國是一個和諧社會。不過中國的和諧穩定既與長期以來政治秩序的排他性安排有關，又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持續進步、政府對於各階層民意訴求相對有效的平衡整合密不可分。其中，政府對於各階層民意訴求相對有效的平衡整合又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所展現的賢能政治面向。從長期來看，中國能否維持一個和諧社會，尤其是讓社會穩定更具韌性，既在於能否長時間保持和擴大賢能政治的面向，規避權力任性和亂作為，又在於能不能建立一套更加公平可持續的利益分配和表達機制。

關鍵在於賢能政治和民主問責的有效結合

貝淡寧對於政治尚賢制的倡導是合理的，就像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所說「以尚賢為政之本」，「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政治是高度複雜而專業的事情，今天社會又是一個高度勞動分工的社會，因此為政之道的關鍵在於開放政府職位，選賢與能。在這點上，不分中西。作為美國開國元勳的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撰文論述過：「國家治理情況的好壞，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負責人如何。」

為何同樣是昔日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走向覆滅，而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卻能成功通過改革崛起為全球大國？為何同樣是選舉民主國家，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時期和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時期有那麼大差別？一個關鍵原因在於政治人物的作用，在於治理國家的領導人是否賢能。

不過，賢能政治若想長久可持續，終究要和民主問責有效結合才行。正如鄧小平說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民主問責是人類社會發現的一種約束和監督政治人物的有效機制。

70多年前，面對黃炎培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提問，毛澤東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儘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並未成功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的民主新路，但不能否認的是，民主問責依舊是今天中國應該努力的方向，區別只在於什麼樣形式的民主才是適宜的。總而言之，民主和賢能政治絕對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應該互相糾偏和制衡，探索新的組合方式，其最終所欲通往的方向應是賢能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