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義氾濫成災　侵蝕中國社會活力與開放環境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教授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吐糟中國社會的怪現象。他說，現在中國所有人做事，首先考慮的是如何保護自己，事情做得好不好倒是其次。

他舉例說，現在公務員履職，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責，做到形式上無瑕疵，在「萬一」出事的情況下經得起倒查，面對群眾的事務，再好的事情，如果有風險，最好不做。可做可不做的事，最好不做。老師教書，首先考慮的是保證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教學效果。

醫生看病，哪怕是很簡單的病，稍微有點風險，基層醫院的醫生也要請病人去大醫院看看。很多醫生拿着檢查單，和病人商量治療方案，從來不給個定準，似乎病人可以自己給自己決策，就怕有個「萬一」有個無盡麻煩。結果形成了公務員不敢對群眾負責，老師不敢對學生負責，醫生不敢對病人負責，這是我們社會的悲哀。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呂德文教授也進行了簡單分析，他認為主要是社會信任缺失，人們出於自保，都不願意承擔本職工作可能產生的風險。將原因歸結為「社會信任缺失」當然沒錯，但是並未抓到問題的病根。事實上，催生這些怪現的原因非常複雜，信任缺失只是原因之一，更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層層追責產生的官僚主義和自保意識。

追責壓力下，任何一個小概率事件，大家都如臨大敵。「一人生病，全家吃藥」，某地出了一個安全事故，遙遠的他處也得全面排查。很多地方為防「意外」，發展出了極其精細而臃腫的體系，結果是問題不出現了，官員的闖勁，社會的活力也沒有了。在之前，地方官員往往以業績為第一考慮，圍繞業績絞盡腦汁想辦法、做變通，此舉雖然可能導致一些政策在實施中變形，效果卻毋庸置疑。

但是現在，在層層傳遞、層層加碼的追責壓力下，官員們寧可少做不做，也不願多做出錯，影響到自身的前途與利益。這就導致很多地方奉行「一失萬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比如，一些原本具有創新性的社會治理行為，一有網上討論就先停掉，不願冒一點風險；一些地方為減少交通事故，一些地方乾脆禁止各種電動車，全然不顧民眾城鄉交通需求；為保持環保整潔，乾脆不許農民養豬養雞，也不允許秸稈禁燒，全然不顧農村實際和農民生活所需；為擴大耕地面積，把池塘填掉，果樹和茶樹拔，全然不顧這也是農民血汗，為防止疫情擴散，即便農民在曠野裏種田收割也被禁止。

國家安全很有必要，但是在一些地方也被搞泛化了，什麼都和國家安全掛鈎，成了一個政治正確的標籤，被異化為對局部利益和個人安全的狹隘保守行為。在不少部門和單位，設置了形形色色的請示與報告制度，在沒有得到單位最上層授權之前什麼決定都不做，而單位最上層的決策拍板者為了安全穩妥也「寧左無右」，往往做出與社會整體利益不符的決定，甚至乾脆什麼決定都不做，把責任又推向下屬。

最近引起熱議的清華北大等國內高校延續疫情期間的封閉式管理措施，外訪人員僅能通過採用預約制入校參觀的新聞也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案例。

過去一個多月內，以北大清華為代表，因為自疫情期間開始（有些甚至更早）搞封閉管理，出入校園需要提前預約，每天僅釋放極少名額，導致大批暑假期間到北京旅遊希望能入校參觀的中小學生被阻攔在大門之外，有參觀名額甚至被炒高到上千元人民幣一張，引起了輿論普遍關注。輿論普遍認為，大學校園對社會大門緊閉，看起來是個小事，但是毀掉的卻是大學應倡導的開放、包容精神，犧牲的是社會多數人的權利，反映出了當今社會在普遍範圍內存在的官僚主義與築牆意識。在此期間，有很多媒體和社會知名人士也都在呼籲大學儘早打開大門。

然而遺憾的是，不僅北大清華等頂尖高校對這些呼籲毫無回應，仍然對社會大門緊閉。其它絕大部分大學也延續了疫情期間和之前就形成的封閉管理機制，僅限對師生家屬有限開放，校外無關人員想參觀必須通過預約才能入校。有些地方帶人入校還成了一門收費生意，北大為此甚至處罰了一些與旅行社合作帶中小學生入校參觀的校內人員。

打着維護校園安全與秩序的「政治正確」的幌子，利用網路和大數據等高科技手段，通過所謂「預約」機制將大學與社會隔離開來，將普通人阻攔在大學校園之外，把本應對社會大眾開放的公共資源轉化為僅對少數精英服務的封閉堡壘，已成為中國大學獨有的普遍現象，而且還衍生出了新的尋租腐敗行為。

是國內大學的書記校長等管理層不了解這種情況嗎？是他們不知道對社會打開校門的意義嗎？非也！但是，為了自身管理方便，為了避免「萬一」的風險，他們還是以安全和秩序為由，打着這個政治正確的旗號，繼續大門緊閉，選擇通過預約等方式進行封閉或半封閉管理，結果把本來最應該引領開放、包容精神的大學，變成了最保守的地方。

當大學的書記校長們都這樣保守封閉，還能怪其他人、其它官員產生求穩求安全的保守主義想法嗎？當每個人幹什麼事都變得謹小慎微，整個經濟社會還有創新和活力嗎？社會整體是會變得越來越開放，還是越來越保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