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經驗:讓西方理解中國的中立協力方

撰文: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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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新加坡這樣的中立、細緻入微的聲音,可能有助於緩解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

新加坡希望與中國和美國都保持良好關係。新加坡可以私下向雙方提供私人且保密的建議,以增進這兩個大國之間的相互理解,而不是公開嘩眾取寵。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23年3月31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李顯龍FB)

1898年2月15日,美國戰列艦緬因號在哈瓦那港爆炸。當時,古巴是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而西班牙和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主要是由於古巴爭取獨立的鬥爭。沒有證據顯示西班牙須對緬因號的沉沒負責;然而,缺乏證據並沒有阻止美國報紙爭奪眼球。《紐約日報》(New York Journal)和《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具煽動性和偏頗的報道,點燃了狂熱的民族主義火焰,催生了「記住緬因號(Remember the Maine)」的流行口號。

戰爭隨之爆發。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和關島。緬因號事件的後果警示我們,偏頗和煽動性的報道是如何導致國家間雙邊關係破裂的。

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的報道一直存在固有的偏見。中國政府被視為專制的共產主義政權。這些偏見在新疆發生「種族滅絕」的指責、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導致美國必須徵收貿易關稅的指控,以及最惡劣的,新冠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洩漏」的毫無根據說法等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如果要彌合日益擴大的中西分歧,西方世界須對中國有更細緻入微的解讀。

新加坡與西方和中國的密切關係,讓新加坡具有獨特的優勢,可以更中立地向西方世界解釋中國。

2022年3月29日,美國總統拜登(右)與到訪華盛頓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面,兩人會後在白宮東廳出席聯合記者會。他們之前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面。(Getty)

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錯綜複雜。新加坡大部分人口的祖先來自中國,主要是福建省和廣東省。這些新加坡華人長期以來一直幫助中國抵禦外來侵略。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鼎盛時期時,新加坡出生的慈善家章芳林曾捐獻鉅款,幫助福州抵禦法國的侵略。1937年日軍入侵中國後,陳嘉庚擔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為中國抗日籌集資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抗日英雄林謀盛作為136部隊的一員,潛入被佔領的馬來亞。但他卻被日軍抓獲並折磨至死,中國國民黨政府追授他少將軍銜。曾就讀於新加坡的養正學校(Yeung Ching School,即現在的養正小學(Yangzheng Primary School))的冼星海,在抗日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創作了《保衛黃河》。中國的學童至今仍在學唱這首歌,並由郎朗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演奏。

然而,這段歷史並不意味著新加坡本能地與中國保持一致。事實上,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一直支持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共產主義叛亂。結果,人民行動黨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對被認為得到中國共產黨支持的團體持懷疑和敵視態度。在這一時期,尤其是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之後,新加坡依靠西方,特別是英國和美國,來保障軍事安全和經濟增長。直到中國在19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並停止支持本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後,新加坡和中國才最終實現關係正常化。

1993年4月,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和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會晤,簽署《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協議。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首度正式接觸。(VCG)

新加坡對中國的看法主要是基於它需要平衡與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因此,新加坡對中國的報道,沒有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或盟友的偏見。

新加坡最大的華文報《聯合早報》在中國大陸各地,以及台北和香港都有講華語的特派員。透過刊登來自中國大陸各地,以及香港和台灣的中英文評論,《聯合早報》提供了有關中國的多元化視角。《聯合早報》的報道受到西方和中國的批評,這證明了它的相對中立。

2023年7月,《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聯合早報》附和中國的宣傳。另一方面,中國媒體評論員則指責《聯合早報》「學美國當起教師爺,教中國政府做起事來」。同樣,新加坡的公共知識份子也不一定會接受由西方鼓吹、在美國及盟友中盛行的中國威脅論。

儘管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不斷發展,但新加坡仍與台灣保持著密切的非官方關係。因此,新加坡可以在管理台海兩岸關係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如果中國大陸和台灣要實現和解,新加坡是啟動談判的理想地點。

新加坡已成為台海兩岸官員和政界人士會晤的中立場所。2015年11月7日,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新加坡可以作為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官員會晤和談判的中立場所。在美國,任何有關台灣問題的討論,都會伴隨著激烈的言辭,就如新加坡在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對台北的不明智訪問期間所看到的,而這種言辭將不會在新加坡出現。

2015年11月7日,「習馬會」於新加坡舉行,是兩岸分治66年來,兩岸最高領導人第一次會晤,是為兩岸關係中的「歷史性突破」。(路透社)

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期間,米洛斯(Melos)的命運就充分體現小國在大國競爭中保持消極中立的危險。米洛斯拒絕放棄中立,轉而支持雅典,導致它在被雅典軍隊攻陷後,人民遭到大屠殺。新加坡不存在遭受米洛斯命運的真正危險。人們希望,各方更理智的政界人士和軍人不會把事情推向絕境。然而,處於大國競爭夾縫中的小國,仍然容易受到貿易禁運、網路攻擊和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

新加坡希望與中國和美國都保持良好關係。新加坡可以私下向雙方提供私人且保密的建議,以增進這兩個大國之間的相互理解,而不是公開嘩眾取寵。與此同時,為了對抗西方社會危險的無知和日益上升的反亞裔偏見,新加坡人不應害怕直言不諱。

像新加坡這樣的中立、細緻入微的聲音,可能有助於緩解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法律界有一句至理名言:傾聽對方的意見(audi alteram partem)。在西方媒體和公共知識空間製造的巨大回音洞穴中,這種細緻入微的聲音至關重要,而新加坡就處於有利地位,可以在私下和公開場合發出這種中立的聲音。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學楊邦孝法學院李光前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