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總理記者會意味着什麼?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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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不舉行總理記者會,如無特殊情況,本屆全國人大後幾年也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新任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婁勤儉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如是說。此言一出,很快便成為今年兩會最大的新聞。

在給出以上回應之前,婁勤儉還做了解釋——此次人大會議上,李強總理將作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受國務院委託將向大會提交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應該說社會的主要關切在上述三個報告中都有具體的回應。這三個報告經大會通過後將向社會公布,媒體和公眾都能很方便地了解相關內容。同時大會新聞中心將增加部長記者會和"部長通道"的場次和出席人數,邀請國務院有關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就外交、經濟、民生等主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權威解讀有關政策措施,對社會關注問題進行深入解讀和說明。此外,還將舉行代表團開放團組活動,辦好「代表通道」等,為中外記者提供更多的採訪機會。

大會發言人婁勤儉。(01直播截圖)

同一天召開的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法新社記者就此提問:「對於我們外國媒體來說,總理記者會歷來是一次很難得的機會。總理記者會取消的具體原因是什麼?中方不擔心這個決定體現出一種對外不開放的態度嗎?」發言人毛寧回答稱這些擔心「沒有必要」,並簡略地重複了婁勤儉的解釋。至於今年是否還將舉行外長記者會,毛寧只是說「請你保持關注。」

婁勤儉的解釋顯然很難令外界信服,毛寧所言的「沒有必要」的擔心也早已擴散開來。在中國內部,雖然相關新聞並沒有屏蔽,但由此展開的公開討論基本沒有,不少人私下議論着對這一決定的不解,並回憶着朱鎔基、温家寶以及李克強在往屆總理記者會上留下的「金句」。《聯合早報》還透露,「實際上,就連一些身居要職的高官也表示此前並不知情,還有全國政協委員認為這一決定有些『奇怪』,應該給公眾一個交代。」

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中)。(新華社)

在防火牆外,國際媒體大多延續了以往的論調,將其看做是一種倒退以及對總理影響力的進一步削弱。比如《華爾街日報》寫道,中國總理「兩會」後的記者會是為數不多的能讓公眾看到神秘領導層討論國家事務的場合。該文也坦言,長期以來,記者會都是經過嚴格編排的,官員們通常會對事先篩選好的問題做出模板式的回答。即便如此,總理的新聞發布會仍然是一項重要活動,一個高級領導人用自己的語言闡述政府工作重點,也是共產黨宣稱的透明和親民的核心。但這一決定「讓政治體制變得更加不透明」,「進一步阻礙外國政府和企業分析中國共產黨管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能力」,「標誌着中國政府數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再次出現倒退。」

此外,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路透社、彭博社等,也都提到了這一決定如何加劇投資者的恐懼與擔憂。NBC說,取消中外記者會可能會擴大已經對中國經濟放緩感到擔憂的投資者的恐懼。路透社說,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中國積極尋求闡明其政治和政策,以吸引外資和促進貿易。「而現在它正在走向一個孤立的時代,取消總理新聞發布會就表明了這一點。」彭博社(Bloomberg)說,中國總理一年一度的記者會「為投資者了解中國的政策方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平台」,新聞發布會的取消預計「將進一步削弱總理的影響力」。

雖然站在官方的立場,取消延續了30年的總理記者會自有一套解釋和理由,一方面,二十大後政黨關係進行了重新釐定,李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再次表示要「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另一方面,面對內外挑戰,中共高層更希冀「以結果為目標」來完成改革發展任務,用習近平的話來說,也即要「集中解決最關鍵、最迫切的問題」,要「明確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推進方式,突出改革問題導向,突出各領域重點改革任務」,「改革舉措要有鮮明指向性,奔着解決最突出的問題去」。但中國內部的不解與國際輿論的擔憂也不容低估。

習近平到天津考察調研。(新華社)

於內部,在疫情的衝擊下,再加上疫情之後經濟復甦乏力,「大發展小問題、小發展大問題、不發展全是問題」,在諸多問題的籠罩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基本共識在社會面發生不同程度的動搖。如何重新凝聚社會共識,如何切實穩預期、穩信心,激發社會活力,成為擺在執政者面前必須面對的一道課題。在此過程中,「精準做好政策宣傳解讀,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至關重要,總理記者會雖然只是作為「政策宣傳解讀」的其中一環,但對於打通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實現話語體系的有效對接,起着重要作用。這也是為什麼當人們回顧往屆總理記者會,所記得的,都是那些很接地氣的表達,這些個性化的表達,與「保持政策制定和執行的一致性穩定性」並不矛盾,反倒極大拉近了執政黨與民眾的距離。

於外部,誠如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言,國際環境「異常複雜」,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地區熱點問題頻發,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在這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關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與較量已經不侷限於傳統領域,比如軍事、金融、科技等,而是更多擴展至訊息戰、輿論戰。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如何做好國際傳播,其重要性絲毫不遜色於發展本身,這也是為什麼在解決了捱打、捱餓之後,中共開始着力於解決「捱罵」難題。今次取消總理記者會,至少從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方面來看,無疑加劇了國際輿論對中國和中共的刻板成見,以及外資的警惕和民營經濟的擔憂。可以預見,諸如「中國不可投資論」、「香港玩完論」等論調還將不斷湧現。

綜上,取消總理記者會對官方來說,意味着「以結果為目標」,但對社會面和外部世界來說,則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