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國家為何集體轉向與世仇聯手?

撰文:葉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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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一個月前阿聯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之後,巴林成為此輪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緩和進程中又一位試水者。9月15日,阿聯酋、巴林與以色列在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主持下於白宮正式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除了阿聯酋、巴林之外,據特朗普本人透露:「在不久的將來很快會有其他五六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簽署類似的和解協議」,並特別點名了沙特將會是下一個吃螃蟹者。

不少分析認為,此番和解在美國簽字,同特朗普的競選需要分不開,特朗普需要中東外交政績。以上說法不無道理,但是阿拉伯國家顯然並不只是為了迎合特朗普。

有分析指出阿聯酋巴林只是表面出頭的國家,這背後離不開沙特與埃及這樣的地區大國的支持。與其說是阿聯酋巴林同以色列的和解,不如說是主要阿拉伯國家在同以色列和解上態度已經鬆動。

分析認為,此番的「阿以聯手」主要就是針對埃爾多安治下,在中東地緣競爭中愈發咄咄逼人的土耳其。

2020年4月23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戴着口罩的土耳其國會議員們在紀念土耳其共和國議會成立一百周年的儀式上參觀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的陵墓。然而,在繼續儀式化尊崇的背後,卻是埃爾多安當局愈發背離凱末爾主義外交原則的戰略轉向。(AP)

安卡拉方面的地緣戰略觸角正式伸向中東是從埃爾多安作為總理的第二任期開始的,其直接動因在於土耳其入歐進程的受挫,導致埃爾多安當局需要謀求入歐進程之外的其他戰略發力點以維繫自身的執政基礎。

埃爾多安當局在中東的地緣戰略擴張主要由兩大支柱構成:其一曰政治統戰牌,其二曰文化統戰牌。對於前者,埃爾多安當局通常使用兩種手段來達成目標:首先是在巴以問題上持續力挺巴勒斯坦,正面硬抗以色列。公允地說,埃爾多安當局的這一手段確實收穫了不少預期中的戰略效果。

大多數中東國家的主流民意紛紛把埃爾多安塑造成伊斯蘭文明守護神的形象,同時以此為樣板,對他們期望中理應擔負起類似職責,卻在現實中「畏以如鼠」的某些伊斯蘭大國-比如沙特與埃及的領導層,施以各種冷嘲熱諷。

2017年12月6日,土耳其民眾在首都安卡拉發起示威,不滿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Reuters)

其次是通過或明或暗的渠道扶持其他中東國家的政治伊斯蘭力量,鼓勵他們不斷衝擊所在國的「腐朽體制」——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安卡拉方面曾對穆爾西( Mohamed Morsi )的當選執政歡欣鼓舞,土埃關係在穆兄會主政埃及期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親密程度。

雖然後來穆爾西因政變倒台,但由於穆兄會在埃及社會中的根基深厚,且加之該組織與安卡拉方面的特殊關係,繼任的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當局依然不得不面對來自穆兄會反對派的重大壓力。

2014年5月8日,埃及開羅,埃及前總統穆爾西在法庭接受審判。據悉,當天除穆爾西外還有130人前穆兄會成員受審,被控在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革命中策劃越獄。(VCG)

如果說政治統戰牌是直接刺向阿拉伯國家現行體制的一柄利劍的話,那麼文化統戰牌則是挖上述體制牆角的一把軟刀: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由於缺乏成熟的本地文化產業,對外來文化產品的依賴程度極高。

相比之下,土耳其本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較高,加之自身與阿拉伯地區的特殊歷史紐帶之緣故,土耳其的文化產品因此得以大量湧入阿拉伯國家,並迅速成為當地廣受歡迎的流行文化之一。

也正是在這些流行文化的薰陶下,阿拉伯國家基層民眾及年輕一代的三觀被潛移默化地轉變到安卡拉方面期望的方向——而這對這些國家的現行體制之穩定來說無疑是一個相當負面的信號。

比如埃及文化部門在數月前曾試圖禁止土耳其流行歷史劇《 復活埃爾圖盧》(El Ertugrul)在本國的播放,理由是該劇宣傳的價值理念與本國的主流價值觀相悖——結果引發民意的強烈反彈,以至於埃及文化部門的官方Twitter被迫到不得不臨時關停,最後只好不了了之。

綜而言之,在埃爾多安當局「雙牌齊下」的統戰攻勢下,多數阿拉伯國家的現行體制面臨着越來越大的「顏色革命」壓力:在政治上,土耳其相對開放的政治體系讓上述國家的反對派們羨慕不已,並通常以土耳其為參照,並對本國的當權派施壓,要求開放政治參與空間;

經濟上,土耳其相對完善發達的產業體系始終是中東地區的一面標杆,對阿拉伯國家的年輕世代有着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文化上,如前所述,以土耳其流行文化為代表的「文化統戰」正在讓阿拉伯國家的內部離心力與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