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浪潮】 地攤經濟總比美式騷亂好:背後的真問題

撰文:范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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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5月末,在中國「兩會」和李克強紛紛將保就業作為後疫情時代頭等大事的背景下,中央文明辦宣布,「適應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明確要求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推動文明城市創建在恢復經濟社會秩序,滿足群眾生活需要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
這意味着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中國經濟和勞動就業後,一度被拋棄和廢止的「地攤經濟」重新獲得機會。但是,正如當初對「地攤經濟」圍追堵截所觸發的「低端人口」大爭論那樣,今天中共大張旗鼓地站台「地攤經濟」也不可避免地觸發了另一場爭論。其一,作為「窮人經濟」模式,從發展「中國製造」到迴歸原始方式,中國經濟在走向「倒退」?其二,地攤經濟能「救中國」嗎?其三,從「夜間經濟」到「地攤經濟」,誰是背後最大的鼓吹手?我們一一解答。

中南海為「地攤經濟」站台,中央文明辦迅速動作,為各地「鬆綁」,不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着實讓「地攤經濟」躋身當下中國最熱門話題。一時之間,似乎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期待的「大眾創業」在新冠疫情壓抑數月後重新變得踴躍起來。

事實上,正如李克強在中國全國「兩會」結束後所說,在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背後,在中國人均可支配年收入達到人民幣3萬元(人民幣,下同)背後,殘酷的現實是,「(我們)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是(人民幣)1,000元」。李克強還說,「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而受疫情衝擊,可能會有一些人返貧,「脱貧的任務更重了」。

而據稱,李克強所引述還是不完整的數據,根據北師大收入研究院課題組分層抽樣調查結果:低於2,000元每月的人口9.64億,占人口總數的68.85%,近70%。其中1,090元至2,000元佔26%有3.6億;低於1,090佔42.85%有6億人。500元至800元每月有2億人;低於500元每月有2.2億人;無收入人口54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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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中國政府七年以來大規模推動脱貧計劃,其脱貧標準實際上是一個「現行標準」,而這個「現行標準」指的是2010年不標價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測算的,按中國官方所說,2020年按照物價等指數會提高至4,000元,也就是每人每天1.589美元,仍然略低於國際貧困線每人每天1.9美元略多的標準。

這所說明的不僅僅是中國所謂「充分就業」背景下的貧富收入差距,也反映了人口基數如此之大的背景下,中國有效就業的複雜性。

不要以為就業問題是一個擁有多大彈性可操控空間的不急之務,它也許在短期內不會像其他突發事件那樣急迫,但是一旦惡化的迹象顯現,其對社會秩序的衝擊甚至破壞將是系統性的。「就業不牢地動山搖」從來都不是一句戲言,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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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以來,中共多次重大的人口政策無不與之有莫大關係。始於1960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計劃在支援地方建設的原因之外,更現實的背景是城市無法供應和消化偌大的城市人口消費需求。1980年代中國個體工商戶和流動商販的盛行在於生產力的釋放導致富餘勞動力被「解放」,而既有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無法吸納這麼多人口,這一矛盾實際上隨着農民工群體的湧現和市場經濟轉型、1990年代國企改革下的「下崗潮」而更趨於惡化。

坦率講,近二三十年,中國就業水平基本在波動中保持了大體穩定,直到2018年中美貿易戰時期才出現失業率的居高不下,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讓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一度飆升到6%以上。工廠開工不足、就業不足,收入必然大受影響。這就是今次中南海着急,並拋出「地攤經濟」這一就業救命稻草的原因;否則的話,難保不會出現當年「下崗潮」式的系統性社會危機。

看看美國當下面對的困局就知道前路可能就是「萬丈深淵」了。一般來說,燒遍美國全境的示威騷亂當然是偶然時間,當然也許包括各種政治操作,但是最根本的是,當下美國社會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急劇惡化,走上街頭似乎成為必不可免的最終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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