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拒絕階級背後：誰在粉飾太平

今年八月，不少台灣青年不禁高薪利誘遠赴柬埔寨，卻在當地成為詐騙集團奴隸與人質的新聞沸騰台灣輿情足月，除了營救消息如火如荼，台灣輿論也替這群「受害者」何以慘況至此意見兩極，有人嘲笑愚昧貪財，也有反嘆台灣薪資環境不佳才逼得青年「新南向」入了狼坑。

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參選人韓國瑜主打青年返鄉議題，同樣在台灣內部帶動一波「北漂青年」的熱潮，「北漂」成為一則台灣社會現象敘事，也是集合青年個人就業發展與生活嚮往落差的無奈寫實。

在人群「北漂」與「新南向」移動的體感呈現外，定期發布的多類政府與民間數據調查，則是冷冽地以量化呈現台灣社會階層問題的壓力。如有人力銀行調查顯示，39歲以下台灣青年的平均存款不到新台幣14萬元，其中有六成比例正負擔債務；同時個人存款達新台幣100萬元以上者，僅佔調查的1.4%，表示自身0存款者則達到19.1%，結論是台灣青壯一輩早已淪為窮忙世代。此外，「房事」問題也從來是興而不衰的財經新聞，討論租房好還是買房好的論壇發文，向來輕易掀起網友論戰，不夠精準卻琅琅上口的「不吃不喝幾年才能買房」，成為了買不起房的無殼族望樓興嘆的自嘲段子。

再到台灣政府官方統計方面，根據台灣財政部2022年最新數據，台灣人綜合所得稅高低差達149倍，創下歷史新高，反映的是當前全球疫情持續、產業與消費大受打擊，並且預期迎來升息潮的準備下，弱勢族群遭受無薪假、失業潮波及，自營工作者所得堪慮，都將加劇原已不均衡的所得分配惡化，繼續譜寫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的當代史。尤其資本傾斜發達，已令不少學者示警，過往以M型化描繪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圖像將被改寫，貧者更貧的情況將被放大，台灣社會更有朝向嚴峻L型化社會發展的可能。

常言一個被視為理想的社會結構組成，當以中間、中產階級為主要支撐，富者與貧者比例應相對收窄，過去日本社會經濟發展應「中產消失」，故而有M型化之論出世，即是之於理想社會的一種相對——中產階級貧窮化，乃至消失，多與經濟發展不彰與低薪化脱離不了干係。爾今，若按台灣財政部以所得分配為準的調查，台灣整體收入圖像實際上更接近於L型線圖，呈現貧眾富少的金字塔型結構。依台灣官方數據顯示，2014年台灣人年所得最低5%與最高5%相差110倍，時至2019年即擴大到130倍，在受疫情侵襲的2020年度，台灣人年所得前後5%的貧富差更是飆至148倍，怵目驚心，寫下新的歷史紀錄。

然而，不論是包含低薪條件在內的青年就業問題，還是L型化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下，中產階級在整體社會結構日漸消弭，指涉的都不單單只是民生或經濟發展問題如此簡單——台灣各政黨長年交相賊，對於台灣社會階層分殊的深層次結構問題視而不見，每每以民生問題、社會問題掩蓋階級問題的本質，才是貌似的新聞事件周而復始映入大眾眼簾的關鍵。

坊間一句「貧窮限制想像」的揶揄，正巧適合用來描繪長年被台灣官方粉飾太平慣了的台灣社會。例如台灣官方回應內部貧富差距擴大的質疑時，總偏好以基尼係數為自己搽脂塗粉，根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公開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20年台灣每戶基尼係數為0.340，縱然低於通則警戒的0.4標準，但難掩台灣近年貧富差距正在擴大的事實。又哪怕台灣官方此前相當自豪其2020年的經濟成長率睥睨已開發經濟體之林，卻對如何有效減緩、乃至翻轉貧者與富者比例失衡束手無策。輔以台灣政黨意識形態對立強勢，在政治風向的引導下，台灣青年低薪時而被歸咎為自己的問題，只因天道酬勤；又或中產階級的概念儘管依舊在台灣人自我認定的心理上存在，卻有日漸於統計數據消失之慮。

相對於蔡英文在2012年首度代表民進黨參選台灣總統那年，彼時的選舉旋律主打「公平」與「正義」，台灣政治一度貌似要興起分配政治討論、取代昔日囿限省籍對立、統獨政治的勢頭，但左右政治的呼喚終究曇花一現，爾今早已明白地回歸統獨、反中等意識形態的懷抱。根本原因是台灣各主要政黨都明瞭秉持意識形態好執政的政治意識，故而相繼放棄或從根本否認了階級的存在，渠等合力將此類攸關經濟民主的議題輕易視為民生治理問題，而非更結構性質的調整之需。

回顧台灣上一代人津津樂道的奇蹟時代，昔可支配所得的提高，造就了錢淹腳目的榮景，打造了平民得靠自身努力便有抓住翻身機會的夢想。在台灣過往強健經濟成長率的支持下，自由的社會階層流動借位證明了百姓認知的經濟民主，儘管這個概念台灣人從未清楚明白過，但幸福不受出身限制或身份地位的侷限，已然神聖化了台灣政府的治理正當性。

然而，隨着台灣經濟成長趨緩，又政治領導經濟蔚為成風數十年，人民可支配所得減少，意同翻身或然率下降，哪怕台灣花了數十年滿足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但昔日受高經濟成長率假性庇護的經濟民主，在失去成長動能驅動後，只能成為任一執政黨都無措的難題，紛紛敬而遠之，蔡英文政府由曾經看見左的公平正義，急轉如今擔任反中急先鋒，可以是戲劇性的一例。結果只能是社會流動不再自由，諸如青年為求高薪遠赴他國受欺辱、職工眼見房價鞭長莫及紛紛躺平度日的耳聞方此起彼落。

事實上，這類社會經濟的事件，都是結構性階級僵化的直接反映，只不過在既得利益必須持續，與台灣朝野政治集團兢兢業業維護其正當性的合謀下，這些由財富與特權所創造的經濟階層，從來的發展都甚少談及社會階級的存在，彷若台灣在民主化、歷經數次政黨輪替之後，同步經濟民主，便脱離了階級的束縛一般成為富饒之地。

不可諱言，台灣社會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享受經濟成全線飆紅利，致官民滿足於新興經濟體下中產階級概念帶來的寬慰，2012年的蔡英文、2013年台灣時發多起都更案帶動的土地正義爭論，事後看來，反倒像是忽然想起中產階級之所以中產，在於有更低的階級存在使然，於是迴光返照替之維權。但隨着國際局勢變化，以及台灣政黨與政治人物避重就輕，並輕易將帶有解決階級本質的經濟民主議題，偷渡宣傳為一類民生經濟的治理問題，重新聚焦兩岸統獨與炒作反中危機的結果，台灣社會又恢復了過去幾十年來對於階級的無感，讓匯聚低薪、窮忙與分配等的階級主題只能黯然離場——台灣人天真地以為，一場政治民主化便斬斷了國民黨威權政體的所有惡習，但其實階級無所不在。經濟民主從來未臻，當是台灣社會鎮日焦頭爛額感嘆北漂、埋怨買不起房、憤怒貧富差距再度拉大背後，始終沒有誠實面對的宿疾。

一如電影台詞「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過程中，曾經有幸幾年閃現關於左與右的曙光，奈何台灣政治人物始終缺乏勇氣與魄力，群起拒絕階級，既是忘記了，也是害怕想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