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中港融合下的香港未來 青年如何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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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港府一直宣傳「粵港澳大灣區」能為香港青年帶來發展機遇。不過,觀乎多項民調,本港年輕人對大灣區的認識其實有限,不少人更擔心香港會被內地城市「同化」,失去一國兩制特色。無知帶來誤判,面對不可逆的國家規劃戰略,港青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的舞台?港府除了口號式硬銷,又該如何紓解年輕人的疑慮,如何令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的融合裏得益?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6月底在北京會見「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青年機遇」參訪團時,直指「大灣區是年輕人的舞台」、「中國夢是青年人的夢」,寄語港青「必須了解我們國家的歷史」,然後「多走出來、多走出去」磨練經驗,從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民族復興的事業當中」。

大灣區是「年輕人的舞台」?

可見,大灣區是國家未來的重要規劃,港青對大灣區的理解自然至關重要,亦與特區政府「青年發展為施政重中之重」相呼應。然而,儘管中央與港府傾力推廣,大灣區似乎仍未能在香港青年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去年11月的調查顯示,逾半(55.2%)港青未聽說過大灣區計劃;今年5月,香港青年動力協會的調查亦反映,近六成(57.2%)港青不會考慮往「大灣區發展」,主要原因是不清楚大灣區是怎麼一回事。

曾三度往內地交流,最近一次於2016年隨學友社到珠海的該社義工Zoey表示,曾在某次交流團團前會上聽說過大灣區,但對此仍存在「好多疑問」。「一來,不知道(香港的)基礎建設、教育體系等會否需要配合大灣區而轉變;二來,不知道要如何轉變、轉變後自己能否適應;三來,轉變後對香港是否好。」

去年暑假到南京實習兩個月、於大學主修城市研究的潘同學則指,「從新聞上聽過『大灣區』,上堂亦有談及,但剛巧那個學期參加了交換生計劃,所以不清楚詳情。」

事實上,不只年輕人,香港社會普遍對大灣區存有很大疑問,反應冷淡。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今年5月進行的民調反映,只有33%市民認為港澳與內地合作可以發揮城市群優勢,不足三成(28%)市民認為香港參與大灣區規劃「好處多些」,兩項比例都只較去年微升2至3百分點。
 

Zoey擔憂在大灣區融合後,香港再不是原來的香港。(戴耀康攝)

「宰割」香港的大灣區?

若回顧近年來政府如何形塑公眾對大灣區的印象,放諸目前的政治環境,便不難理解為何只有管治高層和建制派感到雀躍,闊論大灣區如何媲美甚至超越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但在民間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卻對規劃無動於中,甚至充滿戒心。

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今年5月在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上的致辭為例,他指一國兩制是香港的優勢所在,「可以將國際聯繫和國際經驗延伸至內地,協助引進外資和外來技術」,從而「促進內地經濟發展」,焦點卻不在香港如何透過成為大灣區一員而獲益。

去年7月《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訂之初聶德權已表明「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顯示香港應帶動內地發展的思維:「香港實行國際商貿社會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和國際商貿慣例……可為內地企業提供多元化的專業法律及相關服務,協助內地企業有序穩定地開拓海外市場。」不過,一般香港人並不關心內地企業能否利用香港的法律服務開拓海外市場。

在中港矛盾激烈的背景下,社會把與內地城市「互利互惠」的政策方向,視為「宰割」香港資源的工具,就不足為奇了。

去年9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一項調查顯示,在18至29歲組別中,有71%受訪者不信任中央政府、65%對香港前途無信心、73%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近年興起的本土思潮,正正鼓吹中港區隔、本土優先,不少青年只視大灣區為模糊「兩制」區隔、吞併香港的工具,認為當中港企業合作愈加頻繁、兩地人口流動增加,加上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基建不斷促進兩地融合,香港終會被「赤化」。

似乎只有管治高層和建制派感到雀躍,闊論大灣區如何媲美甚至超越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但在民間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卻對規劃無動於中,甚至充滿戒心。(資料圖片)

全球化下的城市分工

面對敏感的政治氣氛,若要民間社會接受大灣區規劃,並感覺香港可從中得益,特區政府必須改變一貫的宣傳基調。那麼,大灣區規劃所謂的「融合」是一個什麼概念?是促使香港透過與廣東省各城市合作,迎來歷史性的「第二次經濟騰飛」?還是如一些港人所擔心,將使香港特殊地位消失?這對香港青年而言,又意味着什麼?

中大亞太研究所所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馮應謙教授認為,大灣區規劃下的城市分工是全球化下的必然趨勢,香港社會不應將之簡單地理解為內地城市利用香港資源,因為大灣區規劃正正能解決一些香港社會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內地)、台灣未開放,亞洲區只有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比較發達),沒有太大競爭;但現在所有地區都開放了,競爭如此激烈之下,只能集中資源發展某些行業。」馮應謙認為,區域分工、各展所長是社會發展不可逆的結果。
既然謀求共同發展,便不應單單計較是否讓出某些既得利益,幫了哪個城市得益,「香港已是國際金融中心,就應說服其他地方幫助香港鞏固中心地位。深圳鹽田、蛇口貨櫃碼頭比香港大,那香港就幫助深圳發展物流。這不是誰幫誰的問題,而是營造互利局面。」馮應謙指,大灣區只是協調不同城市的發展策略,「融合之後,總之我的經濟有增長,當然不可以不允許別人增長。」他以長三角為例,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等城市透過相互協調,「全部都高速增長中」,並非上海「要贏晒」!」

馮應謙坦言,不見得單純是香港在幫助內地:「如果你要說GDP的話,深圳GDP已高於香港。」反之,他認為大灣區融合能解決香港本地的問題,其中之一正是青年發展,包括他們的就業問題、知識應用與職業連結等。
 

馮應謙認為城市分工融合是全球化下的必然趨勢。(鄭子峰攝)

借助大灣區規劃解決香港問題

「目前的社會論述都從outsider(局外人)的角度去看青少年,」馮應謙說,「但沒有從青年的需要出發。」香港產業發展單一,令不少年輕人無法應用學院知識,是青年發展的一大困局。「你讀了四年IT(資訊科技),然後在香港只能做sales,不可能的嘛!」若撇開城市競爭中的衝突,只以解決青年發展的需要出發,大灣區其實能為年輕人帶來極大發展機遇。「年輕人可能希望成為一個好導演,現在香港(娛樂事業)已式微,別的地方有位置給你,那其實很好。」而這互補的彈性,並非很多國家具備。

「讀完IT我在騰訊上班,總好過在香港做sales。」馮應謙指,當香港無法提供足夠多元的產業予年輕人,年輕人外闖發展便成為自然出路。「年輕人都希望讀完大學,出到社會能找份好工作,起碼養活家人、養起一層樓,但現在香港根本無機會,那麼外面有發展空間,當然應該走。」這關乎社會向上流動性問題,「我們要從upward mobility去考慮。假如你讀new media(新媒體),香港有什麼new media?你根本想像不了。但若他們去深圳,不只有職位,而且人工非常好。」

Zoey也有類似的感受,她覺得目前香港社會令人生活「很辛苦」,因為「地少,人多,而且愈來愈多,令香港人心理、生理狀態一直都不好。」

到內地發展正正能擺脫香港生活的壓力,她說:「現在大灣區城市,如中山、東莞,其實大部分工廠都由香港人擁有,不能說那些地區的增長對香港人無利。」香港人其實很早就意識到中國經濟起飛的機遇,「早期外資公司的CEO等高層,全部都是香港人。」

一座城市當然無法為青年提供所有的產業選擇。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裏,香港集中發展某些產業,譬如金融、貿易、航運。為了解決青年發展機遇的問題,便需要與內地城市分工,謀求共同發展。在大灣區產業分工、城市融合的過程中,香港人或許不再留在本地發展,但他們能夠找到自己的事業;香港這座城市,或許局限於某些產業定位,但換來的,將是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進步。
 

香港產業發展單一,令不少年輕人無法應用學院知識,是青年發展的一大困局。(資料圖片)

這樣的香港還是香港嗎?

然而,香港與廣東省逐漸融合的概念,仍然會使不少香港人感到坐立不安:如此一來,會否逐漸淡化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香港特色,逐漸走向一國一制?

「我曾聽說過一個論述,」 Zoey嘗試梳理自己對大灣區融合的擔憂所在:「當有了港珠澳大橋,整個地區就成為一小時生活圈,即香港人可以去其他城市居住,但在香港上班。這樣土地(供應壓力)就能紓緩一些……但,我不知道這樣的香港還可不可以叫做香港。有好多疑問,不知道將來會怎樣發展,人口的組成又是怎樣。」

「香港人其實不抗拒與大陸integrate(融合),但要看整個環境。」馮應謙認為,對內地的抗拒心態不能一時三刻解決,必須待內地政治、法治和經濟條件逐漸穩定才能改善。「我們做過很多調查也反映,香港人對內地的接受程度自回歸後不斷增強,當中以2008年最高。」十年前,北京成功舉辦奧運,國家形象有所改善,中港矛盾尚未浮現,亦未談到政改,港人自然會較接受內地。

況且,跨城市工作在其他國家一直很普遍。馮應謙說:「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大家都會去其他城市居住和工作,只是香港由於歷史的原因,港人不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認為,要改變這種心態,非短期政策可以「解決」,因為身份認同「是感性的東西」,只能待回歸久了,港人「意識到香港只是一個城市,慢慢知道需要去其他城市找工作」。

然而,港大民研顯示,香港年輕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差距自2008年起愈加擴大。至去年年尾的調查,19至29歲年輕人中有七成自稱「香港人」,自稱「中國人」的只有0.3%。時間真的能令年輕人逐漸接受內地?抑或只會愈來愈強調本土身份、中港有別?

馮應謙認為,只要年輕人踏入工作環境,就會發現很難避免與內地接觸。「數據也反映,多達一半香港人曾經在內地工作。任何工種都需要與內地有連結。」而且,2008年,當中國欣欣向榮的時候,年輕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高於「香港人」。可見,接受融合與否往往只是經濟、政治條件的結果—「香港人都很實際,實際的意思就是說,找工作、賺錢最重要。」

他亦指,認同「香港人」身份是很正常的答案,即使外國人也會以自己的城市作為身份認同,反而其他問題更能反映香港對內地的觀感。不少調查反映,香港人對國歌、普通話的接受程度其實愈來愈高,「當然未及2008年的高度,但已比九七回歸時上升很多。」對香港人抗拒內地的心理減少,他感到樂觀。
 

馮應謙認為,對內地的抗拒心態不能一時三刻解決,必須待內地政治、法治和經濟條件逐漸穩定才能改善。(鄭子峰攝)

理解先於判斷

對於香港年輕人在大灣區發展中何去何從,Zoey認為,多到內地交流,親身接觸會較有幫助。她中學時已去廣西義教音樂,大學去過武漢作國情文化交流,近年又參加了以環境保護為主題的珠海交流團。

她稱喜歡交流的原因是「親眼見識過,對某個地方了解過後才作判斷,比起依賴二手資訊更加真實」。例如她覺得珠海是一座智能城市,所有停車場入口都有顯示餘下多少車位,香港都未做到。其他觀感還包括市區綠化較多、「好多嘢都有pay attention去節省能源」,以及內地「都有有文化、好熱情的人」等。

此外,她又把握短短一星期的交流時間,爭取機會與當地人傾談,「係咁問佢哋嘢,同佢哋吹水」,然後「與自己生活的香港作比較」。交流團每晚有分組討論,所有行程完結後又有「大圍」討論,不同立場的意見都在會上表達,她認為「這些衝擊是需要的」,也是交流團最大的得着之處,「等自己最後作一個判斷。」

「起碼認識咗先,呢點係緊要。」這是Zoey對去內地交流的態度,對於現在的內地、將來的大灣區,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或許也應該持這樣的開放態度。

在資訊和認識不足的情況下,大灣區規劃尚未得到港人的普遍認同,亦是自然不過的事。Zoey身邊的朋友常談到外國讀書、就業,卻很少討論北上發展。「這是一個很新的概念,普羅大眾未必能夠掌握,要好一段時間,他們才能明白。」馮應謙如此解釋。在現階段,「大家接觸到的,只是一個詞彙,而且沒有任何影像。以後大公司落戶、新公司建立,認識才會逐漸提高。」

目前,港府協助年輕人認識內地主要有北上交流及實習兩途徑,效果迥異。香港亞太研究所上月在中文大學舉辦了「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公共政策論壇,馮應謙在會上發布了最新研究報告《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內地的觀感》,發現儘管政府投資逾一億元資助內地交流團,但學生參加後反而對內地觀感更差;相反,投資只有6,000萬元的內地實習計劃則能改善學生對內地的印象。

論壇嘉賓指,這可能是因為要在內地有較長時間生活才能體驗當中方便之處,如使用支付寶生活。馮應謙則指,實習可使青年能認識當地朋友,公司大多都很照顧他們,自然觀感更好。

曾參與實習計劃,在南京生活兩個月的潘同學認為,計劃能體驗與香港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甚至可以乘着周末,便捷地到附近的上海、蘇州遊玩,認識其他城市的風貌。「始終在香港不是一個人生活,有家人、朋友,已經習慣了整個生活(模式),但去了南京,你可以自己探索更多的東西。」這種感覺是短期交流所無法帶給學生的,「每一日都有新的事物在等着你發掘。」

潘同學印象深刻的是,在實習完結後,打算和其他實習生留在內地遊玩數天,卻不幸生病,公司的同事對他百般照顧,「上埋屋企煮埋飯畀你食,嗰下就覺得好warm。」又有一次在星期五有同事邀請他周末去露營,「今日話去,聽日就走」,「成件事好即興,又真係去得成,好驚喜」。

「由細到大,香港社會都灌輸大陸是一個很不好的地方(的概念),譬如人權狀況,事實也的確如此。但實習過後,發現大陸其實也有她好的一面,也有很多好人,內地不好的印象往往只是stereotype(套板印象)。」潘同學完成實習後,對內地印象有所改善,「雖然他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什麼,但待人處事方面,大家相處得很融洽。」除此之外,他還十分享受南京輕鬆的生活節奏,反觀香港「整個環境給你的感覺是很緊張」,和Zoey一樣,他們都感慨內地的電子支付系統十分普及,生活比香港更方便。

對內地整全的理解,無疑是作出判斷的基礎,但知己知彼,除了認識內地,更重要的是認識自己。
 

對內地整全的理解,無疑是作出判斷的基礎,但知己知彼,除了認識內地,更重要的是認識自己。(資料圖片)

重思大灣區下的香港定位

馮應謙認為,香港人現階段最重要是要了解自己的位置。「要知道香港的優勢何在,譬如香港未來只需要商業人才,你選擇留港,是否從商?如果是要做資訊科技,那就得接受在香港科技界很難生存。」一言以蔽之,香港人目前仍「習慣了舊時所有方面都是第一」。

在大灣區融合,甚至全球融合的時代裏,香港必須保持自身優勢,提升競爭力。「七十年代投資基建,有了地鐵;八十年代投資教育房屋,關注民生;九十年代建立金融中心地位。而現在,其實是(政府)投資最少的年代,如此下去香港將逐漸失去優勢。」至於應該投資什麼,馮應謙指,正正取決於香港在大灣區的分工,集中某一方面,「像新加坡,集中發展水利科技,如海水化淡、水力發電等。香港也應該集中發展,成為某些範疇的專家。」

除了投資專業範疇,一些基礎建設、民生服務亦必須加強,以吸引人才。「人才來到香港,有無affordable(可負擔)的房屋居住?香港若再不控制樓價,只會有更多公司的總部遷到新加坡,這是經濟條件。」而作為大灣區教育條件最好的地區,他認為需要進一步鞏固:「若論大學入學率,內地70%高考考生可以入大學,台灣幾乎100%,日本、韓國都接近80%至90%,亞洲四小龍當中,無一如香港般低下,只有20%。政府去年有足足逾一千億元盈餘,是否應該多做基本投資?」

港府應與青年同行,共同想像並實踐我城在這個框架下的未來。(Mag Yiu/社區天氣觀測計劃 CWOS fb)

大灣區融合已如箭在弦上,但香港社會對這個關乎城市未來命運的討論仍遠遠不夠。《香港01》早前獨家披露,林鄭月娥躋身大灣區領導小組。首次有香港特首破格進入中央頂層架構,更應把握機會,對外代表香港人的利益,積極與中央、廣東省各市談判;對內鼓勵社會對問題深化討論,與青年同行,共同想像並實踐我城在這個框架下的未來。

上文節錄自第12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30日)《一國兩制下的中港融合 大灣區對香港青年應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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