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工會運動穩定社會 集體談判保障工人
早前，超級颱台「山竹」襲港，雖然沒有造成人命傷亡，惟翌日復工後，全城交通混亂，而工聯會的調查竟發現，有19%受訪者因此事被僱主扣假、扣勤工獎或工資。連同早前海麗邨清潔工被拖遣散費，及男士侍產假由三日增至五日的立法討論等例子可見，不論是白領或藍領工人，本港的僱傭關係，多年來大都處於權力不對等的狀態，「長工時、待遇差、被剝削」可謂是本港多數打工仔的寫照。歸根究柢，此等不平等現象，跟本港工運發展落後有極為密切關係。本港工運發展裹足不前，箇中有不少迷思值得深究。不少僱主認為，若社會存在強大而團結的工會，將會不斷爭取提升工人待遇，削弱生產力，而工會動輒就訴諸示威、擺工，也會拖垮經濟發展，加深社會階級撕裂。可是，作為全球工會參與度最高之一的國家——瑞典，正正是反駁上述論點的範例，說明強大的工會不僅對經濟發展影響不大，更反而有助化解勞資雙方的分歧，成為穩定社會、保障勞工權益的一大助力。（此乃瑞典模式專題報道之一，文末可看相關報道及專訪影片）
一紙集體談判權 成為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石
雖然，現時瑞典的勞資關係和平穩定，但回望上世紀初，瑞典亦曾有過嚴重的勞資糾紛，導致社會動盪。1909年，瑞典工人聯合會（Landsorganisationen, LO）發動30萬人大罷工，爭取改善工人的薪酬待遇。可是，大罷工並沒有達致預期效果，後來更有不少參加者被僱主列入黑名單，永不錄用。LO吃了一場敗仗後，會員人數急劇下跌。
不過，僱主聯合會（Arbetsgivareföreningen，SAF）的勝利，並未為勞動市場帶來穩定，反而更刺激了工人運動的活力，大大小小的罷工此起彼落，嚴重衝擊了瑞典的經濟。情況直至1938年，勞資雙方就集體談判權達成共識，自此，Saltsjöbaden Agreement就成了瑞典勞資兩方的談判基石。雖然協議早在大半世紀前簽訂，但部分內容仍保留在今天的集體談判框架內，包括：
如何及何時進行談判，以保障勞資兩方的既有權利；有關何時及如何訴諸工業行動的規則；釐定談判守則，有關集體協議爭議的解決程序；違反集體協議或須負上的責任及賠償金。
值得一題的是，傳統上強調「大政府」、積極干預市場的瑞典，政府在過去多年鮮有干預勞資雙方的談判進程。瑞典最大的白領工會Unionen的國際關係部總監Magnus Kjellsson認為，集體談判對瑞典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你看看瑞典的勞動市場，它並不像其他國家，需要政府立法監管，而是通過『協議』來規範，因為工會和僱主雙方都能夠相互尊重和理解」。他接着補充，瑞典勞動市場的特點，在於「（兩方）總是尋求共識和共同點⋯⋯如果你回望舊日，瑞典曾是最多罷工的國家」，但在集體談判權確立後，工會和僱主都贊成通過談判，找到共同解決方案。故此，即使瑞典多年來都沒有就最低工資等勞工權益立法，該國仍可稱得上是勞工保障最完善的國家。
集體談判是工人的靠山 工會不僅只是爭取加薪
集體談判權可謂瑞典勞動市場的基石，但箇中細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各行業作出微觀修訂，配合個別行業的發展需要。簡單而言，全國性的集體協議由超過100個締約組織參與協商，討論基本工資調整和基本待遇（如工時）進行協商，然後各組織再就個別行業進行細節調整，現時瑞典勞動市場共有逾650多項集體協議。協議期間，勞資雙方皆有義務保持契約精神，這意味雙方不得採取工業行動、改變協議細則、搾取未包含在協議內的潛在利益。
具體操作上，勞資雙方每隔兩、三年舉行集體談判（須視乎上一次的契約期效）。此外，勞資兩方各有研究人員，負責整理和推算未來的前景，如經濟增長展望、行業結構、工人競爭力等因素，來決定己方在談判中的論據和立場，進行博弈。若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會縮短協議的有效期，待不穩因素消除後再另行談判。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目前瑞典約有七成民眾參加工會，但集體談判的成果仍適用於沒有工會會藉的工人，一視同仁。乍聽起來，工會資格似乎可有可無，但是，瑞典的工會提供了不少港人較少聽到的工人福利，其中一項就是「失業保險」。工人可在失業頭200個工作日內，申領失業前收入的80%補助（每日上限可獲910克朗），而隨後100天的補助收入為70%（每日上限為760克朗）。
一如Magnus Kjellsson所言，「這讓人們有機會找到一份新工作⋯⋯如果你背負樓按，失業對你來說有如經濟衝擊」，而工會的收入保險，「至少可讓你有足夠時間，尋找另一個發展方向，使工作和生活變得更好」。由65萬會員（工會會員人數）集體分擔失業者的重擔，反過來受惠者改天亦可成施惠者，互惠互利。
對不少港人來說，工運就是簡單地爭取更好的薪酬和待遇，但瑞典的工會就提供了多一個面向，說明工會的任務可以更多元化、更全面地保障工人權益。除了上文提及的集體談判和收入保險外，Unionen還向會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在職培訓津貼、折扣保險等，真正摻進了工人階層的正常生活中，令工會成為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組織。
強大的工會阻礙經濟發展只是個迷思
說起強大的工會，不少人自然會聯想起爭取工人權益和經濟發展的負面關係，當中的「佼佼者」可謂是現任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飲食界議員的張宇人。在保障工人權益的立法議程上，此君的言論可說是代表了不少僱主的心聲。早年，立法會就最低工資的立法辯論時，張宇人認為「若最低工資訂為20元，殺傷力不大，但若訂在20元以上，便會對就業、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在男士侍產假的討論上，他更直言「侍產假一日都不應該有」，更反駁侍產假可提升員工士氣的說法。此等對工人權益的迷思，從瑞典的經濟發展歷程正可見其謬誤。
首先，雖然瑞典擁有全歐盟最高的最低工資（協商形式釐定，並非法律），但這並無對經濟發展造成障礙。按2017至18年的《全球競爭力指數》，瑞典在全球137個經濟體中排名第七；而在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中，瑞典更名列第三，遠超本港的第14位。可見，即使是工會發展成熟的地方，其各項經濟指標也不會遜色，甚至超越不少發達國家。理論上，循序漸進增加的最低工資保障，不但可使工人的購買力不會被通脹蠶食，更令工人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繼而經乘數效應在經濟體內流轉，正面刺激經濟發展，並非如坊間迷思所言，窒礙發展。
再者，全面的工人保障同是挽留人才、鼓勵創新、收窄勞資雙方分歧的重要因素。須知，若某企業的流失率長期偏高，內裡原因亦不外乎是待遇欠佳和前景未明，而強大的工會正正可補足前者的問題，集眾人之力，向管理層爭取合理的薪酬待遇。作為僱主，亦不須忌諱工會勢力抬頭，反過來影響企業發展，因為全面的工人保障，正正是員工產生向心力的來源之一，這可使工人再無後顧之憂，專注企業和個人發展，長遠而言亦可提升公司形象，留下人才，令員工和僱主處於權力對等的位置，更容易找到共識，解決內部矛盾。
觀乎本港工會發展裹足不前，其中一個原因是大眾對工會對社會的作用仍未有清晰觀念，同時亦較少能觸及國外的成熟例子。工會的組成理念，是透過結集眾人的力量，處理工作環境的「政治事務」，爭取應有權益，情況一如選民票選出地區和立法會代表，處理社區事務，故其實工會不僅能替工人階層發聲，同是提升公共參與、管理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組織。若廣大的打工仔希望就最高工時、侍產假等議題上爭取到應有的權益，工會或是可抗衡僱主剝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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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部份刊於第13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29日）〈工會勢大無損營商 勞資共榮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