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工會運動穩定社會 集體談判保障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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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超級颱台「山竹」襲港,雖然沒有造成人命傷亡,惟翌日復工後,全城交通混亂,而工聯會的調查竟發現,有19%受訪者因此事被僱主扣假、扣勤工獎或工資。連同早前海麗邨清潔工被拖遣散費,及男士侍產假由三日增至五日的立法討論等例子可見,不論是白領或藍領工人,本港的僱傭關係,多年來大都處於權力不對等的狀態,「長工時、待遇差、被剝削」可謂是本港多數打工仔的寫照。歸根究柢,此等不平等現象,跟本港工運發展落後有極為密切關係。

本港工運發展裹足不前,箇中有不少迷思值得深究。不少僱主認為,若社會存在強大而團結的工會,將會不斷爭取提升工人待遇,削弱生產力,而工會動輒就訴諸示威、擺工,也會拖垮經濟發展,加深社會階級撕裂。可是,作為全球工會參與度最高之一的國家——瑞典,正正是反駁上述論點的範例,說明強大的工會不僅對經濟發展影響不大,更反而有助化解勞資雙方的分歧,成為穩定社會、保障勞工權益的一大助力。

(此乃瑞典模式專題報道之一,文末可看相關報道及專訪影片)

瑞典作為全球工會參與度最高之一的國家,說明了強大的工會不僅對經濟發展影響不大,更反而有助化解勞資雙方的分歧(余俊亮攝)。

一紙集體談判權 成為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石

雖然,現時瑞典的勞資關係和平穩定,但回望上世紀初,瑞典亦曾有過嚴重的勞資糾紛,導致社會動盪。1909年,瑞典工人聯合會(Landsorganisationen, LO)發動30萬人大罷工,爭取改善工人的薪酬待遇。可是,大罷工並沒有達致預期效果,後來更有不少參加者被僱主列入黑名單,永不錄用。LO吃了一場敗仗後,會員人數急劇下跌。

不過,僱主聯合會(Arbetsgivareföreningen,SAF)的勝利,並未為勞動市場帶來穩定,反而更刺激了工人運動的活力,大大小小的罷工此起彼落,嚴重衝擊了瑞典的經濟。情況直至1938年,勞資雙方就集體談判權達成共識,自此,Saltsjöbaden Agreement就成了瑞典勞資兩方的談判基石。雖然協議早在大半世紀前簽訂,但部分內容仍保留在今天的集體談判框架內,包括:

如何及何時進行談判,以保障勞資兩方的既有權利;

有關何時及如何訴諸工業行動的規則;

釐定談判守則,有關集體協議爭議的解決程序;

違反集體協議或須負上的責任及賠償金。

1909年,瑞典工人聯合會(Landsorganisationen, LO)發動30萬人大罷工,爭取改善工人的薪酬待遇(余俊亮攝)。

值得一題的是,傳統上強調「大政府」、積極干預市場的瑞典,政府在過去多年鮮有干預勞資雙方的談判進程。瑞典最大的白領工會Unionen的國際關係部總監Magnus Kjellsson認為,集體談判對瑞典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你看看瑞典的勞動市場,它並不像其他國家,需要政府立法監管,而是通過『協議』來規範,因為工會和僱主雙方都能夠相互尊重和理解」。他接着補充,瑞典勞動市場的特點,在於「(兩方)總是尋求共識和共同點⋯⋯如果你回望舊日,瑞典曾是最多罷工的國家」,但在集體談判權確立後,工會和僱主都贊成通過談判,找到共同解決方案。故此,即使瑞典多年來都沒有就最低工資等勞工權益立法,該國仍可稱得上是勞工保障最完善的國家。

Unionen的國際關係部總監Magnus Kjellsson(相片來源:香港01)。

集體談判是工人的靠山 工會不僅只是爭取加薪

集體談判權可謂瑞典勞動市場的基石,但箇中細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各行業作出微觀修訂,配合個別行業的發展需要。簡單而言,全國性的集體協議由超過100個締約組織參與協商,討論基本工資調整和基本待遇(如工時)進行協商,然後各組織再就個別行業進行細節調整,現時瑞典勞動市場共有逾650多項集體協議。協議期間,勞資雙方皆有義務保持契約精神,這意味雙方不得採取工業行動、改變協議細則、搾取未包含在協議內的潛在利益。

具體操作上,勞資雙方每隔兩、三年舉行集體談判(須視乎上一次的契約期效)。此外,勞資兩方各有研究人員,負責整理和推算未來的前景,如經濟增長展望、行業結構、工人競爭力等因素,來決定己方在談判中的論據和立場,進行博弈。若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會縮短協議的有效期,待不穩因素消除後再另行談判。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目前瑞典約有七成民眾參加工會,但集體談判的成果仍適用於沒有工會會藉的工人,一視同仁。乍聽起來,工會資格似乎可有可無,但是,瑞典的工會提供了不少港人較少聽到的工人福利,其中一項就是「失業保險」。工人可在失業頭200個工作日內,申領失業前收入的80%補助(每日上限可獲910克朗),而隨後100天的補助收入為70%(每日上限為760克朗)。

瑞典的工會提供了不少港人較少聽到的工人福利,其中一項就是「失業保障」(余俊亮攝)。

一如Magnus Kjellsson所言,「這讓人們有機會找到一份新工作⋯⋯如果你背負樓按,失業對你來說有如經濟衝擊」,而工會的收入保險,「至少可讓你有足夠時間,尋找另一個發展方向,使工作和生活變得更好」。由65萬會員(工會會員人數)集體分擔失業者的重擔,反過來受惠者改天亦可成施惠者,互惠互利。

對不少港人來說,工運就是簡單地爭取更好的薪酬和待遇,但瑞典的工會就提供了多一個面向,說明工會的任務可以更多元化、更全面地保障工人權益。除了上文提及的集體談判和收入保險外,Unionen還向會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在職培訓津貼、折扣保險等,真正摻進了工人階層的正常生活中,令工會成為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組織。

瑞典的工會就提供了多一個面向,說明工會的任務可以更多元化、更全面地保障工人權益。(余俊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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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工會阻礙經濟發展只是個迷思

說起強大的工會,不少人自然會聯想起爭取工人權益和經濟發展的負面關係,當中的「佼佼者」可謂是現任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飲食界議員的張宇人。在保障工人權益的立法議程上,此君的言論可說是代表了不少僱主的心聲。早年,立法會就最低工資的立法辯論時,張宇人認為「若最低工資訂為20元,殺傷力不大,但若訂在20元以上,便會對就業、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在男士侍產假的討論上,他更直言「侍產假一日都不應該有」,更反駁侍產假可提升員工士氣的說法。此等對工人權益的迷思,從瑞典的經濟發展歷程正可見其謬誤。

首先,雖然瑞典擁有全歐盟最高的最低工資(協商形式釐定,並非法律),但這並無對經濟發展造成障礙。按2017至18年的《全球競爭力指數》,瑞典在全球137個經濟體中排名第七;而在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中,瑞典更名列第三,遠超本港的第14位。可見,即使是工會發展成熟的地方,其各項經濟指標也不會遜色,甚至超越不少發達國家。理論上,循序漸進增加的最低工資保障,不但可使工人的購買力不會被通脹蠶食,更令工人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繼而經乘數效應在經濟體內流轉,正面刺激經濟發展,並非如坊間迷思所言,窒礙發展。

瑞典在全球137個經濟體中排名第七;而在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中,瑞典更名列第三,遠超本港的第14位(余俊亮攝)。

再者,全面的工人保障同是挽留人才、鼓勵創新、收窄勞資雙方分歧的重要因素。須知,若某企業的流失率長期偏高,內裡原因亦不外乎是待遇欠佳和前景未明,而強大的工會正正可補足前者的問題,集眾人之力,向管理層爭取合理的薪酬待遇。作為僱主,亦不須忌諱工會勢力抬頭,反過來影響企業發展,因為全面的工人保障,正正是員工產生向心力的來源之一,這可使工人再無後顧之憂,專注企業和個人發展,長遠而言亦可提升公司形象,留下人才,令員工和僱主處於權力對等的位置,更容易找到共識,解決內部矛盾。

觀乎本港工會發展裹足不前,其中一個原因是大眾對工會對社會的作用仍未有清晰觀念,同時亦較少能觸及國外的成熟例子。工會的組成理念,是透過結集眾人的力量,處理工作環境的「政治事務」,爭取應有權益,情況一如選民票選出地區和立法會代表,處理社區事務,故其實工會不僅能替工人階層發聲,同是提升公共參與、管理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組織。若廣大的打工仔希望就最高工時、侍產假等議題上爭取到應有的權益,工會或是可抗衡僱主剝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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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部份刊於第13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29日)〈工會勢大無損營商 勞資共榮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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