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迷思 ‧ 1】從羅致光「忽視基層」 看泛民精英的理念缺失
羅致光由「民主黨大腦」搖身變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一年半，最低工資甚低，標準工時未見，全民退保無影，不時被批評「忽視基層」。試想像，若複製羅致光加入問責團隊的模式：由極具專業政策背景的民主派精英，如李永達做運房局長、楊森當勞福局長、張文光任教育局長……他們能站在廣大市民那一邊、有效解決香港民生問題嗎？答案恐怕未能盡如人意。有人謂，由基層晉身中上階層的他們，與群眾漸行漸遠；也有人說，他們組黨參政時，單純受「中港政治矛盾」驅使結盟，但民生議題卻未有清晰的階級定位及跨階層統戰策略，也未能平衡自由經濟和社會福利而建構堅定的政策論述，自然「左搖右擺」；更有人指，在野和在朝的從政思維必然有別，當反對派時理想很宏大，當執政者時很現實。然而，若從政者都不相信執政可以帶來改變，那麼他們參政所為何事？早在1999年，民主黨曾就階級政治及執政意識等舉行大辯論，張炳良、呂大樂、葉健民、李永達、陶君行等人，都描繪過該黨經略香港的藍圖。時隔近二十年，階級討論及執政想像成了「明日黃花」，政黨發展裹足不前，政府管治亦強差人意，《香港01》專訪後三者，冀為迷失中的泛民精英，帶來一點想像和反思。
1. 做好了「執政準備」，但要「被退黨」地「參與執政」
「我知道他不可能是二十年前的羅致光了，現在也證明了我是對的。」民主黨第三任主席兼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與羅致光攜手走過逾三十年的政治路；去年6月，李得悉對方打算以民主黨員身份加入特首林鄭月娥的問責團隊後，隨即聯同數名元老要求他退黨，「I don't think it's work！民主黨不是和林鄭組成聯合政府，羅致光也不可能override她的意見，『23條立法』的話，你怎麼可能說不？Come on！從事政治那麼多年的人，不可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李永達重複講了三遍「現實證明我是對的」，以強調當初勸退羅致光的判斷正確。他解釋，除卻有「政治因素」的考量，還有對「執行困難」的研判，因為非政府組織從政者的想像空間往往較闊，「我們會想，為何不能這麼做？為何不能克服政府的官僚架構？為何不能overcome商界的無理想法？但當你進入政府，莫說是局長，就算是特首也做不到！Come on, don’t be naive！你想說服商界的時候，商界可能會說，你還是先聽聽我的意見吧。」
「羅致光還未stretch（伸展）到他這個官階可以達到的limit，其實無論是他還是張建宗做勞福局長，都沒有太大分別……我當然希望他能夠更積極，作為民主黨出來的局長，至少要比其他人更進步，更能達到政府最遠最遠的limit。」李永達一再重申，日後任何民主黨員加入問責團隊前，都必須退黨，「就算會限制他們從政的想像，但我們也不能將黨的事業與黨員的個人發展掛鈎。」
「政府」這標籤，彷彿一貼上，就算是不可或缺的「大腦」，也會變成代價沉重的「負資產」。
「如果去年勝選特首的是曾俊華，民主黨的想法可能很不一樣。」曾為匯點成員及民主黨黨員的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一針見血。他指出，「『退黨論』的hidden agenda是，如果這個政府不受歡迎，就算只有一個人加盟，後果也要整個政黨一起承受，但如果這是一個受歡迎的政府，民主黨就未必說得咁盡了，因為這從來不是『黨的原則』問題。」
如果這套「民粹而被動地等待參與執政」的潛台詞成立，那麼，民主黨的「執政」原則，或許就是沒有原則。
早在1987年，已故民主黨黨鞭司徒華率領「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訪京時，與時任港澳辦副主任李後談及香港民主發展，李說自己「支持民主」，令民促會成員紛紛憧憬將來執政，但司徒華卻警告：「你們的想法太幼稚！從1997年香港回歸開始，我們（民主派）要準備二十年在野！」到1995年，民主黨一舉在立法局選舉取得19個議席時，黨主席李柱銘又與民建聯曾鈺成及自由黨李鵬飛一起做過「輪流執政」夢，因為「按支持率推演，若2007年有雙普選的話，肯定是民主黨贏，我們要組成『聯合政府』執政！」
至1997年，民主黨副主席張炳良進一步提出「參與執政論」。他在《立足其內，運行其外——民主黨如何走其政黨道路》一文中指出，民主黨應該看到自己是最受市民信任和支持的政黨，並要明白市民寄望其在議會內發揮重大作用；長遠而言，若政制空間容許，民主黨可朝「局部執政」或「參與執政」目標邁進，因此，必須強化政策創製能力、加強與各階層溝通、提升參政議政論政質素，從而成為有執政能力的力量，為將來各種形式的執政做好準備。
然而，歷史總愛跟港人開玩笑。回歸後第七年，張炳良主動退出民主黨，翌年起出任行政會議成員，至2012年加入前特首梁振英的問責團隊；到去年中，張炳良卸任前，前黨友羅致光則「被退黨」，以加入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的管治班子。某程度上，兩人算是實現了張炳良當年所言的「參與執政」，但兩人在任時都不再是民主黨黨員，卻又總是被批評「背棄了理想」、「放棄了基層」；至於近年躍起的黨內新星，似乎都與「參與執政」的理念漸行漸遠了，就如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所言，在畸形的政治架構下，行政長官不能具政黨背景，即政黨無法執政，他也不認為民主黨在可見的將來可以執政，但他稱在某程度上，民主黨的「執政準備」仍然存在，例如會加強理解政府運作、平衡各方想法等訓練。
莫說羅致光已非20年前的羅致光，今天的民主黨，又豈是20年前的民主黨？溫和支持者忍不住要問，這樣的「參與執政」，是否具備實際意義？如果從政者和政黨都沒有執政打算，他們從政及發展政黨又有什麼意思？
2. 用追求民主的共識，遮蓋左右政策的分歧
回過頭看，民主黨當初的「合」，其實早就注定了他們今天種種的「分」。
1990年4月，大批在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崛起的基層團體領袖及專業人士，如教協會長司徒華、大律師李柱銘、律師何俊仁、工運領袖劉千石、教師李永達、教師張文光、學者楊森、學者羅致光等人，受六四慘劇刺激，加上追求民主的基本共識，組成香港第一個以政黨自居的「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並在翌年的立法局選舉中，取得18個直選議席當中的14席，成為最大的民主派政黨。
「當時大家的政治立場是相近的，儘管策略和路線有分歧，也以為可以互相容忍，結果，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相見好同住難』。」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前主席陶君行於1989年出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六四期間到北京支援學運，畢業後成為港同盟創黨黨員，1991年出戰區議會選舉，當選全港最年輕的區議員。
陶君行現職會計師，訪問在他位於灣仔的辦公室進行，裡面全無半點「政治」的痕跡。他笑言，現在只是「1/4政治人」，回望那風光的過去，數度搖頭，「『港同盟』成功得太容易，不像台灣、南韓的民主運動組織，需要經過很多左右意識形態的辯論，才能摸索出自己的道路。我們一個『六四浪』埋嚟，大家就上去了，整天見的都是自由黨、商界『大孖沙』、殖民地高官，誰會跟他們講基層的階級利益？」
「我那時也太年輕，一開始也沒有意識到左右分歧有什麼問題，後來『港同盟』壯大成『民主黨』，大家意見多了，矛盾也突顯了，我又年少氣盛，就算意識到問題，又未能有禮貌地遊說他們接納我的意見，這是我的錯誤。」 陶君行說。
他續說，包括民主黨在內的香港民主派政黨，全都以「反共爭民主（民主黨的說法是『民主回歸』）」這政治立場作基本點，他們的組成並非為實踐左翼或右翼政策，既不像左翼政黨相信財富再分配，也不像右翼政黨認定公共政策養懶人；而他始終認為，政黨應以階級利益作基本點，「民主制度只是手段，我希望香港變成怎樣的社會，才是我的終極目標。」
1993年底，由專業人士及知識份子（如學者張炳良、學者盧子健、學者陸順甜、律師李植悅）成立逾10年的論政團體「匯點」，經歷一場政黨化改組後，時任主席張炳良向創會成員楊森提出與「港同盟」合組新黨的構想。楊森與司徒華及李柱銘商討後，雙方均想盡快成事，於是，1994年初開始，來自「港同盟」及「匯點」的十一名核心成員，隔三岔五便聚首李柱銘位於中半山馬己仙峽道的住所，展開「十一子密談」。到同年4月，兩個組織以「壯大民主力量」為由，正式合併為「民主黨」，而兩隊人馬亦有不言而喻的分工，「港同盟」主攻議會，「匯點」主理黨務，冀各展所長。翌年末屆立法局選舉，民主黨橫掃19個議席，風頭一時無兩。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看好民主黨的發展，因為黨員除了對民生政策的左右立場不一之外，對中港關係、政黨定位、議會路線等，都有南轅北轍的差別。早於1992年退出「匯點」的創會會長劉迺強，曾在民主黨誕生當天，高調譏諷兩黨合併是「有性無愛」的婚姻。
時任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講師的蔡子強亦於1996年撰寫《也談民主黨的分裂危機》一文，談到中共對民主黨的取態或會導致該黨分歧白熱化，因為民主黨的三類骨幹對黨的發展本身有不同期許：紅褲子出身、從街頭走到議會的運動領袖，原則性較強，較注重意識形態層面的辯論，有較透徹和深入的反省；隨1980年代的代議政制發展觸動參政意欲的中產精英，對民主自由有種抽象的認同，欠缺意識形態的雕琢，散發技術官僚的氣息，考慮問題較務實溫和；至於第三類骨幹，則是想藉民主黨強大的政黨形象，在選舉中瓜分政治權力而入黨的機會主義者。
「因為有一個更大的政治矛盾在我們面前，所以我們遮蓋了一些本土的公共政策問題，但是，當1997年金融風暴導致經濟下滑的時候，很多爭議都浮面了，例如我們認為要保障基層，他們就有強烈的反彈。」陶君行和羅致光在黨內可謂一個「向左走」一個「向右走」，例如前者推崇最低工資的設定，但後者認為後果不堪設想，或致失業率上升。「他們奇怪得很，一方面反對『最低工資』，但另一方面又支持『集體談判權』，一時很右，一時又很左。」陶君行說，他曾經質疑羅致光等「主流派」在自由經濟和社會福利之間「左搖右擺」，「但他們已經認定我是想奪權了。」
「借用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說法，那時香港的主要從政者，是第二代香港人，他們在一個很右翼的環境中成長，相信『適者生存』、『物競天擇』、『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向上流動』，相信『剩餘模式（Residual model，強調政府只承擔最基本的社會救助和服務）』，但從不相信我講的那一套，不相信制度不公平、不相信需要重新分配資源去照顧低下階層。」陶君行說。
他更笑言，「其實羅致光從來都沒有站在基層那一邊，所以他沒有背叛過基層，而且，他在民主黨的時候，已經把民主黨調得很右了。所以當時他們根本不願意就此和我理性辯論。」
「類似的批評，我聽過很多次，我也問過我自己，究竟我現在做的事情，或者我們民主黨做的事情，有否加劇政府對基層的壓迫？」李永達坦言，自己雖然出身基層，「但住木屋已經是40、50年前的事了，我無否認，我們的黨員當中，也沒有什麼基層，所以我們未能感受到最辛苦基層的辛酸。但是，我們談論政策的時候，一定有考慮基層的問題，每逢大型為基層爭取權益的運動，民主黨也不會缺席。」
基於種種的「不成熟」、「不信任」和「不願意」，因民主而結合的民主黨，最終還是因民生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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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3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12日）《從羅致光的「忽視基層」 看泛民精英的左右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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