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迷思 ‧ 2】「跨階級路線」是左右逢源,還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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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9年,民主黨曾就階級政治及執政意識等舉行大辯論,張炳良、呂大樂、葉健民、李永達、陶君行等人,都描繪過該黨經略香港的藍圖。時隔近二十年,階級討論及執政想像成了「明日黃花」,政黨發展裹足不前,政府管治亦強差人意,《香港01》專訪後三者,冀為迷失中的泛民精英,帶來一點想像和反思。

前文提到,當初民主黨因追求民主的共識而誕生,但欠缺對左右政策、階級利益及政黨定位等思考,最終還是走向分裂路。

在1990年代,民主黨是議會內的多數黨,風頭一時無兩。(法新社)

3. 從階級定位及路線分歧,
到權力鬥爭及四分五裂

年少氣盛也好,年幼無知也罷,那時「拆大台」已是所謂「改革」的必經之路。以陶君行為首的「少壯派」,在1998年底舉行的民主黨周年會員大會,把在外界看來很「juicy」的權鬥氣氛推向高潮。他們搜集大量授權票,意圖把其中一位可能連任的副主席拉下馬,由「少壯派」屬意的基層代表劉千石取而代之;結果張炳良以3票之差落敗,心灰意冷下辭去中委職務,只保留普通黨員的身份,而勝選的劉千石竟於翌日請辭。十多名前「匯點」成員不禁聯書質問:「為什麼對黨未來路線的辯論,要用一個精心部署將張炳良拉下台的序幕,作為開場?」

一個月後,同時獲「主流派」及「少壯派」信任的何俊仁,經補選頂上副主席一職。正當外界以為民主黨的權鬥風波告一段落時,這場對民主黨發展舉足輕重的鬧劇,才剛剛開始。

1999年1月10日,該黨率先舉行一場「黨務檢討日營」,就未來路線進行大辯論,其中「跨階層」的說法,獲得不少人認同。當時李永達主張民主黨應該發展成「以中產為主導,團結基層及小商人為基礎的政黨」。

他研判,未來10年有七成人擁有物業,且有逾兩成學生入讀大學,相信中產階層將會在現代化金融社會中不斷膨脹,而其擴展基礎就是民主黨擴展實力的主要來源。因此,他認為民主黨需要展開具針對性的中產議題,爭取他們的支持,以在2000年選舉成為中產代言人,同時,民主黨亦要淡化反商形象,團結全港數十萬小商戶。

民主黨曾於1999年1月舉行「黨務檢討日營」,就未來路線進行大辯論。

張炳良亦在題為《民主黨的再出發:建設一個新的社會連線》的發言中提出,民主黨應該追求一個能夠體現社會合理分配和彰顯公義的民主體制、新的市場、新的政府,既重視政府的分配功能,也不忽略市場的結構問題,既關心財富分配,也重視財富創造。

他又提到,民主黨雖出身於基層運動,但在為基層出頭的時候,沒有必要把基層與中產對立,搞狹窄的階級主義,而民主黨需要走向的,是融入全港市民而非基層主導的路線,才能動員各階層人士共建新社會。

「跨階層」自然成為民主黨「左右逢源」的策略,並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至今。與張炳良及盧子健共同撰寫民主黨黨綱的羅致光,2016年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就形容,「民主黨的政策就是,經濟方面中間偏右,社會政策中間偏左。」然而,從負面角度觀之,「跨階層」亦使民主黨陷入「左搖右擺」困局,留下支持領匯上市、出售公屋、有條件支持兩鐵合併等污點。

「『跨階層』是錯的。」時隔將近20年,李永達以此為「跨階層」路線作結。

「初期我們認為『跨階層』可行,覺得可以食到,但後來發現,這個term的意思很低,因為大部分市民只會在自己利益受損最嚴重的時候,才會有意見、才會被動員。」李永達舉例指,近年政府舉行扶貧高峰會,只有數十人到場外示威,「但沒有『全民退保』的話,受害的是那些無親無故的老人,加起來也有幾十萬人,為何無法動員其他市民參與抗爭呢?就是因為市民就算覺得受苦,但還沒有受苦到覺得要站出來一起抗爭。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想想,如果這個倡議只能動員30人,它是否一個適合去做的倡議呢?」

李永達認為,民主黨應繼續以中產為主,他還說,他現在同意呂大樂當年所撰《走出跨階級政治的迷思》一文的說法了。

事隔20年,李永達表示,民主黨當年所走的「跨階層」路線是錯誤的。(龔嘉盛攝)

時任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指出,「跨階級」是「自欺欺人」,是政黨試圖避免選定某一階級作為爭取對象,故以這分散投資的做法,來掩飾其缺乏形勢分析、不敢作出選擇等弱點。他認為,任何政治組織必須面對階級定位的問題,以清楚界定其群眾支持的基礎,從而建立具有特定政策立場的政綱;儘管「跨階級」理論上有助擴大團結面,但現實上根本難以兼容不同階層的利益,而分配資源時,必然要面對「誰先誰後、誰主誰次」等問題。

顯然,今天的民主黨仍深陷迷思。

「當政治組織、政黨要想『跨階級』的問題時,那其實是一個關於如何發展這一戰線的問題——什麼是當前社會形勢下的主要矛盾?哪一個階層的利益是政治組織的立足點?哪些階層是在這個形勢下的團結對象?不同階級在這個統一戰線的佈局下,有着什麼不同的位置與角色?」呂大樂在文中強調,民粹式基層路線欠缺完整意識形態,故不可取,故建議「在發展(『跨階級』)統一戰線、爭取群眾支持的時候,必須先想出政治組織本身的階級立場,然後再評估形勢,訂明用哪一形式、以怎樣的妥協,來爭取在某一個形勢下發展出的最大團結面。」

當年反對民主黨走「跨階層」路線的,還有陶君行。於他而言,「跨階層」等同「和稀泥」,而民主黨所謂的「中產—基層」定位,實際上只着重「中、上」階層的利益。他主張,民主黨應該與工聯會爭奪「中、下」階層市場,「因為大部分中產都是基層出身,不太會反對你的政策傾向基層,而且他們大多有『反共底』,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認同民主黨,也會因而投票支持民主黨。反觀基層市民,他們會視乎你的政策取向再作投票決定,民主黨若放棄的話是錯誤的。」

「我的另一個理由是,你在野的時候,就應該有咁左得咁左,這是選舉策略的考量,當你在朝時,你沒有辦法要向右轉,那是很自然的事,你可以慢慢和商界講數,但叫價一定要高,10蚊唔得,咁8蚊得唔得,7蚊得唔得?」陶君行愈說愈直白,但都體現了他那句「民主制度只是手段,我希望香港變成怎樣的社會,才是我的終極目標。」

陶君行批評,「跨階層」其實是「和稀泥」。(李澤彤攝)

4. 平定了「少壯派」,
鬥走了「匯點派」,
民主黨還剩下什麼?

至1999年4月,「主流派」及「少壯派」持續因職工盟李卓人提出之「訂定最低工資」動議而隔空開火,最終羅致光成功說服黨友投下棄權票。到同年9月中旬,民主黨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表決是否將「設定最低工資」列入年底區議會選舉政綱前夕,派系矛盾愈演愈烈。

兩派人馬先在《明報》進行筆戰,例如「主流派」馮煒光炮轟「少壯派」是「空喊口號」、「為原則而原則」,陶君行則指摘「主流派」對政策分歧上綱上線,藉以「掩蓋他們背棄弱勢社群,討好不知在何處的『中產者』」。及後,「主流派」打出「兄弟牌」,李永達在記者會上,拿着陶君行的文章反問:「還有兄弟姐妹感情嗎?」他又向全體黨員發出公開信,指「立法會黨團在過去九個月處於半癱瘓狀態」,批評派系鬥爭令身兼立法會議員的黨友無心戀戰。

直到會員大會上,雙方鬥爭再升級。楊森發言指,自己出身基層,即使當時反對最低工資,也不代表不顧及草根利益。陳偉業不點名反駁對方「有強烈背叛自己階層的感覺」,又諷刺張炳良「只活在象牙塔,扮代表低下階層的心聲」。張炳良也按捺不住,直指陳「若要說背叛階級,就是在搞黨的分裂」。最終,關於「最低工資」是否列入區議會選舉政綱的議案在114票反對、94票贊成、6票棄權下遭否決。

「少壯派」元氣大傷,一年後,核心成員陸續離開民主黨,到2002年,陶君行也與之分道揚鑣。

民主黨曾經是最受香港人歡迎的政黨。

「很可惜。我後來跟陶君行說,我們還未執政,你因為這樣的事就退黨,其實好傻,真係好傻,但他說不後悔。」李永達透露,近年不時與陶君行相聚,杯酒泯恩仇,湊巧在訪問翌日,他就約了對方。

何俊仁後來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也提到,如果陶君行沒有退黨,民主黨的政策相對不會如此保守,「坦白講,如果他還在,做了(立法會)議員很久啦,唔到胡志偉啦!」

陶君行又是怎麼想的呢?「年輕的時候唔識諗,我遲了二十年才想通。如果再讓我選一次,我會做乖仔,不會太反叛,不會用強硬的手法去硬碰。」他的說法,令記者有點意外,還未反應過來之際,他又補充道,「其實我不應該退黨,應該攞咗個位(立法會議席)先、做咗主席先,當你有權在手,想推動改革就容易得多。不過,現在已經返唔到轉頭了,哈哈。」

平定了「少壯派」發起的「左右風波」,但議會路線及中港關係之爭,都令「匯點派」肉隨砧板上。

「我給自己的角色是推動黨組織發展及代表民主黨與內地溝通。」張炳良於2004年10月退出民主黨後,曾撰寫《是,我退黨了。從匯點到民主黨到新力量網絡到退黨的十年之路》一文,剖白心路歷程。他提到,兩黨合併之初,曾着手辦黨報、搞黨校、創《敢言》月刊,惟回歸後,政治環境動盪,民主黨日漸走上街頭政治,黨內二、三梯隊也輕視理論分析,寧願以紮頭巾叫口號等方式上位,而立法會黨團也不理會政策討論,只注重即時的政治利害及傳媒反應。

葉健民說,民主黨不重視「知識型參政」,像他這類讀書人在黨內難有作為。(高仲明攝)

前文提及多篇極具閱讀價值的文章,其實均出自《敢言》,當中不但整理了個別立法會議員頗有見地的發言,還會邀請獨立學者評論民主黨的表現,冀對內驅動理念論述的建構、對外宣傳政黨政策立場。在短短四年間,《敢言》見證了一個大黨的輝煌,也記載了一個大黨的衰落;而如今,它只被不完整地存放於中央圖書館的某角落裏,有的皺巴巴的,有不少摺痕。

「整體而言,我們這類人在黨內是沒有什麼發揮的。不參選,不擅長做群眾工作,又不愛拋頭露面,光靠把口,寫寫文章,其實沒有人會重視『知識型參與』,他們根本都唔知你班人做緊乜。」葉健民說,《敢言》停刊後,他與張炳良及呂大樂等人,自組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冀用他們擅長的方式,如寫文、分析、搞論壇等,繼續參與公共事務,「這些年建立了公眾認受性,影響力比在民主黨時更大」;而他在張炳良退黨後不久,也正式脫離民主黨。

民主黨至今沒有再就當年鬧得熱烘烘的階級定位、議會路線及中港關係等進行大辯論。這讓人止不住地想像,如果當年陶君行及張炳良等人沒有退黨,民主黨會有怎樣的發展?如果「匯點」及「港同盟」在合併之前,已就左右政策有清晰共識、就階級定位有統一策略、就各種紛爭回歸從政初心,這些年來的恩怨離合,是否就不會出現、不會一發不可收拾地暴露於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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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3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12日)《從羅致光的「忽視基層」 看泛民精英的左右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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