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重點實驗室】港缺農地欠視野 林漢明嘆港人只關心有無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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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林漢明說,從中大規模測序到定點測序,尋找栽培大豆中經已失去的耐鹽抗旱基因,再到創造新大豆品種,這個轉換過程意義深遠:「當沒人着手做時我們便去創新;當許多人一窩蜂去做,大家鬥錢、鬥人多時,我覺得這非香港的強項,這時便要找一個新角度繼續做下去。」他認為,香港的價值在於創新,當團隊成功示範後,不僅代表研究方向正確,在學術界引起迴響,他可驅使科研人員不斷突破。

此乃《國家重點實驗室》系列報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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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林漢明培植出三種適合於旱地生長的大豆品種。(朱潤富攝)

林漢明及其團隊在香港研究及知識,結合中港合作的優勢,讓項目能利用甘肅高海拔、降雨量少的理想環境試驗改良,成功應用到土地層面。他表示,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意義除了有一定的經費支持外,還更容易爭取到合作夥伴:「如果與國內單位合作,國家重點實驗室是一個重要的名號,因為這是國家認同的團隊,科技部認可我們的能力,並且是進行國家認為應該要做的重點(研究),所以當我們到內地與對口單位合作時,便較容易及流暢。」他形容,香港的優勢在於有創意及技術,而且靈活自由,與內地形成一種互補關係,如果對方與自己做同樣的事,便未必需要自己。他打趣地說自己經常向內地朋友炫耀:「香港講錢沒有優勢,但我明天執行李買一張機票便可以走;他們要向單位申請才可離境,並非能像我們這個小城市般,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與世界各地的人交流。」

現時,實驗室以農業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為主導研究方向,並在個別技術成熟的領域中進行應用基礎研究,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理論成分多,屬具前瞻性探索性的研究,以產生新學說或理論為目標;後者基於研究領域的長遠需要及目標,透過研究新方案或技術等解決應用難題,提升生產力。「研究農業的最終目的必然是應用,應用需要大量土地,香港目前沒有這些條件,但知識可以在香港產生。」他比喻說,發明手機也只需實驗室而非廠房,當我們去研發新技術時,理論基礎及知識可於香港產生,讓知識覆蓋更多地方,繼而供外地應用。

林漢明的大豆項目可幫助遠至阿根廷及南非的大豆產地,改善當地農業及糧食供應。(朱潤富攝)

沒有農地,也有農業研究

「如果香港凡事一定要自己應用才着手鑽研,那其實我們沒什麼可以做,可能來來去去也只是金融、銀行、電腦、醫療檢查,其他也不應該做了!科學應否被局限?科研力量只為700萬人工作?」現時香港農業主要集中於市區邊陲,在全港逾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只有18平方公里用作耕種,而務農人口約有4,600人,佔總勞動人口0.12%。

推動工業或農業往往需要大量土地,林漢明坦言這並非香港優勢,但科研從不是一蹴而就,由上游的基礎科研,到最後的下游應用研究之間,牽涉着各種各樣的科學知識,當中不乏香港的位置,「我們只需要一個概念,或做一些小型測試慢慢優化及驗證,便可以做下去,再結合生產地的需求及條件去做(研究)。如果我們能這樣思考,香港便不會有所局限。」他直言,靠金融、銀行等行業難以支撐香港的未來發展,既然香港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經過嚴格的審批方可組成研究團隊,反映香港在這些國家重點技術工程上,擁有深厚技術與人才優勢,理應更好地支援這些得來不易及已成氣候的研究力量,持續在香港創造知識。

現時香港農業主要集中於市區邊陲,林漢明坦言工業或農業並非香港優勢。(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科研發展,香港欠什麼?

林漢明在港長年投身科研工作,他指出香港的科研投資佔本地生產總值較少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資金以外,他更在意的是香港社會對農業科研的支持及眼界相當薄弱。「大家很關心有沒有藥吃,貼身的(議題)會很在意,但如提及糧食安全、平均九個人就有一人在捱餓等等,人人都覺得離香港很遙遠,大家缺乏國際視野,看不見世界需要這些技術。因此香港尖子不是做醫生,便是做律師,抑或從商。」他慨嘆,在香港的社會氛圍下,即使優秀學生有潛質從事科研,但礙於父母期望及對前途的考慮,終會在大學轉換軌道,對農業生物技術在港淪為偏門學科習以為常。

即使學生立志在港修讀相關學科及畢業後留港研究,但理想始終是理想,許多人最終迫不得已離場。林漢明表示,香港農業生物等相關技術與工業接口較薄弱,即使大學培育了許多人才,卻沒有工業吸收已受訓練的人與技術,結果白白流失:「我們沒有產業鏈去承接這些人,結果他們會被其他地方吸納,香港留不下他們,便不能創造產業環境。」

林漢明表示香港農業生物等相關技術與工業接口較薄弱,沒有工業吸收已受訓練的人與技術。(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農業是糧食之本,相關科研項目及技術更應走出實驗室以造福社會,但當港人眼界過分集中於某一專業領域,對科學探究並不熱中及本地缺乏工業承接,只會使本地的研究力量由非本地人支撐;更無奈的是當學有所成,院校難以完全吸納,而本地的研究產業又容不下這些本地培育出來的人才。

林漢明指出,實驗室現有21名首席研究員,各有由學生、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等組成的團隊,惟不少人完成研究任務後離開香港。他苦笑道:「從世界觀而言,我們為世界訓練人才;但對香港而言,你訓練了許多人,但他們又走了,好難連接社會。」這種雙重流失令香港損失許多人才,消磨不少研究力量。

上文刊載自第14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3日)《從實驗室走到田間 港產抗旱大豆異地結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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