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教育.下】有心人搞生死交流團 台灣真的比香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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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死是一個很灰的問題,朋友很難明白Shirley的糾結,亦不理解她面對老年、生命走到盡頭的煩惱。譬如,當身體退化到無法自行照顧自己時,是否要送自己入老人院?在家中突然受傷、暈倒,可以怎麼做?萬一腦退化到失去自理能力,是否只能任人擺佈?身後事應該託付予什麼人處理?

為了解開心中困惑,她幾年前開始參與不同的義工活動,搜集生死教育資訊,最近更參加台灣生死教育交流團,希望從中可以找到答案。

承接上文:
【生死教育.上】照顧患病丈夫上寶貴一課 喪親者期望認識生死

台灣生死交流團其中一個體驗是寫遺書、拍遺照、寫墓誌銘、躺棺材,將臨死前要做的事做一次,身邊更有小天使陪伴,就像真的要走最後一程。「大家的遺書都是寫給家人、子女,我沒有參與,因為不知道要寫給誰,不知道要讀給誰聽,也想像不到陪伴在我身邊的小天使會是什麼人。我常常想,是否有機會寫遺書?即使寫了,是否有機會讓其他人知道?寫遺書要有見證人,而且必須是家人,原來你想交予非親人來處理是很麻煩的事。」 Shirley說。

未知生,焉知死。她對死亡有很多疑問,但愈了解,愈無解,「原來死亡有很多謎團,不是瞌埋對眼就一了百了。」她苦笑道。在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的日本,非官方數字顯示每年有近三萬人孤獨死,65歲以上的獨居人士近600萬,一些相關行業,如清理遺體、清理家居興起,政府亦展開多項措施,如讓低收入人口生前簽訂葬禮合同、生前登記墓地等,避免引發爭執。目前香港沒有相關配套,亦沒有機制幫助獨身者,要有尊嚴地走,從來都不易。

「雖然很多事情都沒有答案,我不知道想這些會不會太早,但我的想法是,我們去一個長途旅行都會提早三個月至半年買機票、計劃行程,為何我們要去一個這麼長的旅行,卻不做好計劃?」

參與台灣生死教育交流團的人各有不同背景,寶儀(左下)是喪親者,Shirley(中)是獨身者,Mandy(左上)與Alice(右1)是社福前線工作者,大家從中獲益良多。(鄭子峰攝)

將台灣交流經驗帶入香港

主辦台灣生死交流團的黃民牧師指,許多人對死亡一無所知,家屬去世後手足無措,為喪禮爭執,甚至誤墮殯儀代理陷阱。他從事院牧工作多年,接觸許多喪親家庭,主持的喪禮逾300場,熟悉喪事程序,多年前開始探討死亡課題,並着手準備生死教育的材料。2008年,他與基督教靈實協會合作,在長者屋苑樂頤居推行生死教育課程。「我們用講故事、玩遊戲、看影片等方法,加上參觀活動,如到解剖室認識遺體捐贈計劃,參觀寧養院認識紓緩治療,去(東華)義莊看百年棺木,去沙嶺、長洲看墳場,了解前人如何看待死亡。」

後來,他與教會、非牟利團體、院舍合作,不斷開班教學,幾年前一位學員甚至為他在Facebook開設「生死教育」專頁,至今已累積三萬多粉絲。「在香港搞生死教育的人並不多,大家會互相分享資源,這些事應該由政府主導,但香港政府無法說服我們,它做了多少事,紓緩服務不足、法例推動緩慢、人口不斷老化、情緒治療不足,反而民間做得多,而且愈做愈細緻。」台灣生死交流團亦如是,是他四出參考各地經驗後策劃,至今已經舉辦四次,每次開辦都迅速爆滿。參加者有老有少,有社福界前線人員,亦有老師,都希望從中學習及得到啟發。

行程六日五夜,包括在新北市的雙連安養中心認識安老服務,以及到安寧照顧基金會學習照顧;到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了解安寧服務、大體老師;到苗栗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看環保葬場,參觀金寶山私營墓園、鄧麗君墓園(筠園)、療癒花園等。安老、安寧、葬禮、墓地,循序漸進,從生到死,都有涉獵。「台灣的生死教育比香港進步很多,他們是華人社會第一個推行生死教育的地方,香港也是學習台灣的,我們去參觀的時候便發現他們做得比我們優勝。」黃民說。

主辦台灣生死交流團的黃民牧師表示,許多人對死亡一無所知,家屬去世後常常手足無措。(鄭子峰攝)

政策與教育推動進步

根據經濟學人智庫主辦的2015年「死亡質量指數」調查,台灣在全球80個地區中排第6,遠遠拋離排第22位的香港,兩者差距在哪?「最大原因是政策及教育。」黃民毫不猶豫地說。香港在1982年推行善終服務,即現時的紓緩治療,台灣在1990年才有安寧服務,但香港目前僅有17間公立醫院、3間自負盈虧的醫院及善寧會,約40個醫生提供紓緩服務,台灣人口比香港多兩倍,現時已有70多間醫院、約600位醫生提供紓緩治療,接受紓緩治療服務的人比香港多。

台灣政府不斷修例,改善醫療服務及保障病人權益。當我們還在談論應否就「預設醫療指示」立法時,台灣於2016年已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並於今年實施,進一步提升病人的治療抉擇權。台灣早於2000年訂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末期病人可選擇不拖行心肺復蘇或急救治療,2011年修例後,容許末期病人的家屬在病人不清醒的情況下簽訂放棄急救治療同意書,最新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則將抉擇權擴展至不屬末期的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疾病,如永久植物人、重度智障等。

另一個推動台灣生死教育進步的原因是教育。台灣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南華大學等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陸續開設教授生死教育的課程,目前超過三分一的大專院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辦生死學或生死教育課程,部分院校更設學士及碩士學位,學生可全面認識學科。

黃民指生死教育應由政府主導,但目前本地紓緩服務不足、法例推動緩慢、人口不斷老化,政府未能說服人它有推動發展。(資料圖片)

2000年,台灣教育部更將生命(生死)教育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老師需要參與研習,並將相關教育融入課堂活動及學科教育中。此後,坊間出版大量生死教育教科書,教育部定期舉辦各種活動,全面滲透校園。

黃民說:「香港的非牟利機構也舉辦活動,死亡導賞、展覽等,但不足夠,要深入人心,必先從教育做起。」教育影響深遠,在台灣,即便是殯葬業,亦因為有學院訓練,提升了行業專業度。「殯葬從業員需要領取牌照,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便提供殯儀訓練(生命關懷事業科),他們設有死亡體驗室,讓將來從事相關行業的年輕人躺棺材體驗死亡,他日才能更好地服務家屬,而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則設有哀傷輔導訓練。」。

這也是為什麼黃民持之以恆地推動生死教育,「我在香港做了十多年,政府投放的資源令人十分失望,整個配套都出現問題。」他表示,「我人言微薄,不能影響政策,但是,身邊參加過這類課程或交流團的學員,起碼加深了認識。我很感恩民間有愈來愈多生死教育的交流、分享、體驗,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灰心,最重要是可以幫助及影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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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5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11日)〈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教育:祝福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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