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壓力.一】做到崩潰是常事 現職老師:不要妄想學校會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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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開放進步的社會,談論教育制度的局限,學校的管理本應不是敏感題材。傳媒報道相關議題時,願意挺身而出接受訪問的老師往往打扮得如同被通緝的犯人,不是套着衣不稱身外套,就是戴上口罩。他們不約而同說,教育界是封閉保守的世界,站在正義角度說話,不一定得到掌聲,反而會被當成滋事份子而飯碗不保─然而,穿過重重黑影去看鏡頭背後的這些人,他們只是一班西褲熨貼、裙子過膝、白襯衣下永遠穿着內襯的普通中小學老師,願望僅是教好學生。

許多人說,香港教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年輕生命墜落似星,老師接連不堪壓力輕生。災難永遠不止一位受害人,2004年,教改推行約四年,有指教師成為改革最大受害者。同年,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及國際合作中心綜合調查發現,教師當中一萬至兩萬人患上情緒病,2,000至2,500名教師有自殺傾向,逾九成教師認為教育改革為他們帶來壓力……

(此為老師壓力系列之一)

常說薪高糧準假期多,但老師的工作量又有多少人知道?(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周末下午,阿凝(化名)帶我們去她家,一邊行走一邊漫無邊際地聊天。她的眼神堅定,但底下的黑眼圈卻洩露了疲態,聲音有點沙啞,原來前一天她剛帶完歷奇訓練營,玩攀岩、高空游繩,學生玩得盡興,她則一身疲憊。「年紀再大一點,我想像唔到遇上這種要吊上吊落的活動,仲能唔能夠參加。」青春都耗在教育工作上,她好像從沒停下來過。

阿凝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中學時喜歡上文學,大學時修讀中文,畢業後投身教育前線,希望將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傳授下一代。學院老師常言,要用愛去感化學生,又說只要教書教得好,學生就會聽書。第一年教書,她被學生侮辱,被罵「八婆」,回到屋企便喊,原來許多事不是一個愛字便能解決。學生上堂放飛自我,與老師爭奪課室的控制權,她逼迫自己學會堅強,原來教書教得好並不足夠,許多時候更要有一點手段。

老師的工作壓力並非外人能道。(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八年來,每天迎着晨光出門,走出校園已是黃昏,回到家累得什麼都不想做,有時趴在梳化上睡着了,天未光起來洗個澡再出門。工作一年比一年多,兩年前的一天,她的腦袋好像失靈了,工作像跑馬燈般一直閃過,一出門只想返屋企,覺得24小時都不夠用。「我已經遊走於抑鬱的邊緣,如果再陷下去,一定會有抑鬱。」她如此說。

坐在旁邊的阿誠(化名),默默點頭。兩人都是老師,三十出頭,結婚兩年多,想過生小朋友,但有返工冇放工,「都係得個講字」,阿誠望着眼前凌亂的客廳輕嘆。家裏空間不大,桌上的書堆成小山,地上放着手袋背包和好幾袋舊物。唯一的房間也是雜物處處,床上是一片衣服海,阿凝解釋:「之前晾在客廳,但你們來,就搬入房。」就像小朋友將東西收起來當作不存在似的。房子雖亂,她強調有做基本清潔,堅持在我們來之前吸一次塵。

每天放工回家,還是不能放下工作,有時要備課,有時要改薄,休息時間少之又少。(歐嘉樂攝)

教學挑戰多 期望落差大

身邊有不少老師朋友,每次見面總是分享學校的奇人奇事。有些是校長難纏,叫老師「美化」樓梯底的天花板,又要求他們在幾日內籌辦展覽;有些是查簿、觀課多,每次查簿都查得極細緻,連改簿格式都要統一;有些學校為提升形象,搞海量活動,老師周末都要帶活動,放假便帶交流團,常常累得不似人形;亦有麻煩家長常常「追擊」老師,一個電話分分鐘講上一個鐘。最誇張的是,有朋友壓力大得每天返學前都會嘔,放學後全身起「風癩」,持續近半年,最後受不了辭職休息一年。許多年後他還是會提起這段經歷,說那是一間地獄學校。

「每間學校的文化、辦學理念、背景都不一樣,以致不同學校會出現不同的情況。」阿凝說。他們在入行前已知行業生態差,而新手老師面對課業、教學等挑戰,期望落差大,更是容易被觸動。她入行那年,恰逢舊學制過度至三三四之際,教師需求大,工作量也大。入職第一年,她被安排教中文、中史、普通話,中文教中一、中三、中四,中史教中二,普通話教中一、中三,牽涉七個班級,每天單是備課便要花好幾個小時。學生操行差,講粗口、丟東西、推翻枱面是常事,每天上課要花許多時間處理秩序,教學進度落後了,壓力隨之而來。「我第一年教書教得很不開心,但之後慢慢習慣了。當然也有老師被困擾得不能自拔,你想想,被學生鬧兩個星期,日日鬧你八婆,日日在你面前扔東西,你每堂課都上不了,每天都因為這些事找支援老師,你會不會崩潰?」

周末時,阿凝與阿誠常常各佔家中一角,一個要讀書寫論文,一個要改薄。(歐嘉樂攝)

課外活動多 一人兼多職

一年後,她轉到另一間學校,學生秩序改善了,但課外活動極多,一人要身兼多職。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普通話組主任,訓導組副主任,更常常要帶課外活動,有時會不禁問:「究竟是一開始有這麼多崗位、要做這麼多工作,還是大家覺得你做得幾好,才讓你做那麼多呢?」能者多勞,真不公平。表面上訓導老師管理秩序、處理學生操行,但她要帶風紀隊,要安排訓練營,「這些本來是課外活動組做的,但課外活動組又會覺得他們是幫大家統籌及規劃全校的課外活動,是行政工作,實際執行要全部老師分來做。」

學校要收生嘛,又不能以成績招到學生,只能用活動吸引家長,好似好開心,又多活動又有交流團,讀書又不太差,傻啦,玩得多成績自然會差。每個人的容量都有限,又要讀書又要體驗,是不可能做到的。等同你要我教書,但又要搞好一個活動,我的時間是應該拿去搞活動還是教書?
阿凝

到底一間學校可以搞多少活動?以一日計算,星期一至星期四,放學後有各類體育、音樂、朗誦訓練、補課補底班,偶有交流團接待等;逢星期五下午,許多學校都安排其他學習體驗活動,譬如做義工、搞講座、宗教分享、制服團隊練習等。「假若學校有60個老師,每兩至三個老師負責一個活動,一星期可以有30個活動,而星期五平均有10個活動同步進行。」

老師這時便化身為活動統籌員,三、四個月前開始物色機構、報價,活動開始前三個星期跟對方溝通、協調、找學生參加、出通告,更遑論同一時間不只一個活動進行。「一些友好學校、團體會突然想辦模擬考試,問可否派20個學生過來,但他們可能兩個星期前才通知你,你便要在兩個星期內找20個學生。誰去?死士喎。你可以想像,未必可以輕易搵到人。」

以海量活動營造愉快的學習氛圍,是不少中下游學校的招生手段,亦是教改後產物。全方位學習是教改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局長李國章於2002年曾說:「全方位學習以學生為中心,提倡讓學生在真實情境脈絡中進行學習。切身的體驗、開放的學習環境,不但增加學生的投入感,更有助學生培養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掌握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從而實現課程改革全人發展的目標。」

老師既要教書,又要搞活動,學生既要有成績,又要玩課外活動,多元化學習體驗真的好嗎?(資料圖片/ 盧翊銘攝)

盲目搬理論 快樂考DSE?

全方位學習又被稱為多元化學習體驗,在教育局眼中,「坐定定」上堂不夠多元化,要加強參與及體驗,譬如教中文,不應只有死板的講書、背誦,可以透過朗誦詩詞來感受意境。「但我覺得不是每個學生都需要去體驗,他們也未必喜歡這種體驗。」她一唱,他一和:「以前是你想玩就玩,不玩就不玩,現在好像在『捽數』。」

過多的體驗,老師有負擔,學生也受苦。阿誠很記得這一幕,三個學生「被成為」合唱團成員,有一天音樂老師來找人,一個躲在柱後面,一個躲到班櫃裏面,一個躲在老師枱下,躲在枱下那個扯着他的褲腳搖頭。「講起得啖笑,但你可以想像,這樣的事無日無之,全部都是臨時拉伕,校長還說要攞獎。」

是誰將老師的最後一根稻草壓斷?(歐嘉樂攝)

搞這麼多活動,真的為了體驗?阿凝搖搖頭,說:「學校要收生嘛,又不能以成績招到學生,只能用活動吸引家長,好似好開心,又多活動又有交流團,讀書又不太差,傻啦,玩得多成績自然會差。每個人的容量都有限,又要讀書又要體驗,是不可能做到的。等同你要我教書,但又要搞好一個活動,我的時間是應該拿去搞活動還是教書?學校搞那麼多活動,不是不好,假如你真的覺得很重要,那便減輕學生的讀書壓力,不要只為了『捽數』。」

她透露,有學校甚至誇張到將學生拿到的獎項收集起來,寄到他母校,讓校長知道原來小朋友有不錯的發展,進而鼓勵其他學生入讀這間學校。

提起東華三院,我只能說他們最近時運低,這些情況日日都發生。近期有傳媒報道,兩年走22個老師,我舊校是一年走22個,高峰期試過一年走30個,是連續幾年都這樣。兩年走22個老師,當然有問題,但這個問題大家今天才恍然大悟,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那大家也真的活得太不知不覺。
阿誠

家中堆滿書本雜物,要待放長假才有時間收拾。(歐嘉樂攝)

恰恰亦有不少家長推崇這種學習模式,他們認為傳統學習為小朋友帶來壓力,希望學校可以多點活動,更多元化,可以讓不同的學生發揮潛能。「Happy School」(愉快學習)由此而生,成行成市。但體驗式學習可以帶來愉快學習環境的前設是,學生要喜歡這些體驗,並在自由的環境中實踐。以芬蘭為例,不設評估,學校沒有等級之分,社會不以成績高低來分流學生,老師用同一套標準去教書,學生在每間學校接受的教育都一樣。「香港有評估,如何可以愉快地考DSE?」阿誠說得更直接:「大家只是盲目地將外國理論搬過來,家長又覺得愉快學習好好,你會不會在中六時還跟學生說愉快學習就好?」

面對收生不足,除了以活動、Happy School作招徠,不少學校更選擇收非華裔學生及跨境生。菲律賓、巴勒斯坦、印度,甚至非洲裔學生都有,「試過有學生,不會中文,不會英文,我有想過要不要去學下埃塞俄比亞語。」不多,一間學校收幾個,已經足以讓老師崩潰。「大家都用中文材料,我要特別做一份英文教材,為一個人。」當跨境生、非華裔學生與本地生共冶一爐,可以想像會出現什麼亂象。「你不能期望每個老師兩文三語皆精,說着很普通的普通話和英文,課堂很難運作。我們可以預視,這個情況無限滾下去的話,老師的工作量只會不斷增加。」

面對收生不足,不少學校以Happy School作招徠。(資料圖片/陳嘉元攝)

家長如顧客 學校欠支援

在兩年前的婚禮上,他們提到,畢業後的這些年,好像沒有怎麼出去玩過。即使結婚後,大家依然忙碌,回到家七時多,她忙着煮飯,他則攤死在床上。「你看我們侃侃而談,是不是不太感受到壓力?」阿凝忽然問。除了那一身掩飾不了的疲憊感,確實看不出他們有多大壓力。說話有條不紊,在吐苦水的同時還能互相吐槽。她投訴他總是記不住她的日程,他則辯稱她的工作多到很難記住。「今日仲有兩疊簿要改。」她突然記起。已經下午五時了。「改得切嗎?」記者忍不住關心。「可以的。」說沒有壓力,誰信。

兩年前莫名其妙陷入低潮後,阿凝學會放下執着。她很理解為什麼有老師不堪受壓,「崩潰是很正常的」,但她不認同將責任推向校長,「我覺得造成這個局面,不能說只有校長有責任,因為校長之上有校董會,校董會照樣『捽數』,校長只是僱員。政府有責任,教育規劃太過短視。家長有責任,許多家長不太孭得起教育小朋友的責任,有些很放任,有些則很迷信,認為Happy School可以解決問題,但又不去查證那是什麼,不太了解現今的教育制度,亦不知道自己想小朋友怎樣發展,有些甚至當老師是保母,從小帶小朋友到playgroup,升到中學,也當自己是顧客,覺得這是政府的服務。教師也要自強,要理解目前的環境就是這樣,如果情緒不妥當,就要尋求幫助,不要諗住學校會幫你,沒可能的。」

(資料圖片,相中人並非受訪者/ 余俊亮攝)

阿誠更是一針見血:「提起東華三院,我只能說他們最近時運低,這些情況日日都發生。近期有傳媒報道,兩年走22個老師,我舊校是一年走22個,高峰期試過一年走30個,是連續幾年都這樣。兩年走22個老師,當然有問題,但這個問題大家今天才恍然大悟,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那大家也真的活得太不知不覺。」

我們的高官很抽離地說,教改沒有問題,如果不喜歡這個遊戲,可以離開這個廚房。事實上,阿凝早幾年確實想過轉行,更為此修讀了教育心理學碩士,只是後來覺得教育心理學家主要幫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做評估,每天跑學校處理個案,接觸小朋友的機會有限,相對前線老師,影響力較小,而她始終不捨那一張張讓人又愛又恨的稚氣笑靨。

她說:「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某程度是因為還有一點使命感,雖然現實不似《爭氣》或《五個小孩的校長》那麼戲劇性,但我們每天都接觸小朋友,他們的變化可能是十多二十年後才感受到。如果十多年後,他在某個地方生活得很好或找到他想做的事,你已經幫了很大的忙。你做老師,不要期望會見到很多賺人熱淚的故事,但若果你做好自己的角色,可以對學生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上文節錄自於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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