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電影規管嚴格 影視文化輸出變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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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雲》反映的是近年來內地影視產業遭遇的一個普遍狀況,亦即:現實主義的素材比比皆是,也不缺乏有志於將現實故事搬上銀幕與熒幕的創作人,但推廣到公眾層面,必須跨越一道道圍牆,即那些不斷推出的管理條例,又或沒明確界線的各種指引。現在,這堵牆還在向內堆砌,令創作園地愈來愈狹窄,導演、編劇以及演員都深感缺乏騰挪的空間。

避免給公眾帶來負面影響,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然是出台禁令和各類管理辦法考量的主要因素和目的所在。而每一個新條令的頒布,都像對應一個成為熱點的新聞事件。

承接上文:【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第六代禁片導演婁燁新作 妥協還是對抗?

2014年禁止使用「劣迹藝人」,禁止嘻哈、紋身、染髮等。(網絡圖片)

熒屏為何縮小?

依此邏輯,2012年禁止穿越劇(穿越時空影視作品)是針對《宮鎖心玉》、《步步驚心》等熱播古裝穿越劇帶來的歷史認知後遺症,要引導公眾建立正確的歷史觀;「限乳令」雖令人莫名其妙,但起碼了解它是衝着暴露尺度而來;2014年禁止使用「劣迹藝人」,背景則是演員柯震東、房祖名等人的吸毒事件,以及黃海波嫖娼事件帶來的影響,最近則有出軌藝人吳秀波被封殺;禁止嘻哈、紋身、染髮等(「嘻哈」這詞都不能做節目名及主題,遇有紋身藝人,拍攝時要遮蓋或事後要P走),源於演員李小璐和某綜藝出道的嘻哈歌手出軌事件的發酵,以至對嘻哈文化潛在反叛力的馴化;去年的稅務新規,起因有范冰冰事件;近期再禁止童星綜藝秀,則是針對《爸爸去哪兒》等親子類節目帶動的熒屏風氣。還有限制清宮劇的過份產出,又和要牢牢掌握對清代歷史知識的話語權,不要淪為歷史虛無主義這國策息息相關。

「限乳令」雖令人莫名其妙,但起碼了解它是衝着暴露尺度而來。(網絡圖片)

總而言之,從2000年起,當局頒發的指引、新例及限制益發頻繁,管控和禁止對象涉及動畫片、偶像劇、兇殺暴力涉案劇、選秀節目、商業廣告滲透尺度、劣迹藝人、名人緋聞炒作、婚戀類電視節目、穿越劇、熒屏中的亞文化元素,以及兒童參與度等等,可謂事無巨細,都有禁區。

受影響的不止於創作空間,倘若製作完成後才被告知不允許播放或公映的話,打擊的其實是投資方的信心和市場預算。坊間智慧反而成為: 是變化趕不上政策,一切發展都得看上頭的政策批示。但這已嚴重影響到影視發展的市場運作。

2012年禁止穿越劇(穿越時空影視作品)是針對《宮鎖心玉》、《步步驚心》等熱播古裝穿越劇帶來的歷史認知後遺症,要引導公眾建立正確的歷史觀。(網絡圖片)

一連串禁令在民間引起熱烈討論,可能仍有拍手叫好者,稱淨化了熒屏空氣,減少了視聽污染,讓負面、低俗及不健康的因素得到控制。但批評的聲音亦不絕於耳,只是從未有評論能在嚴肅媒體上正面質疑,僅流於網絡上調侃,其中最廣為流傳的笑話,便是關於「建國之後的動物不准成精」的禁令。

不管如何,伴隨着一系列禁令,內地的熒屏日益潔淨,也正在不斷縮小(而「縮小」這個詞甚至不是比喻,而是通過裁截屏幕畫面,讓穿低胸衣的宮女那胸部沒法呈現更多)。電影注重於視覺特效及對主旋律的弘揚,而電視中每天播放的是重複的歷史古裝劇,綜藝節目上依然是安全的歌舞昇平選秀和插科打諢—即便如此,這些作品在細節上也不得不加倍謹慎,因為永遠不知道哪個演員又被規了?什麼劇種又被限了?

《我不是藥神》劇照(網絡圖片)

削創作力 如何輸出文化?

客觀對比而言,歐美各國政府對於影視作品也有各自的規管制度,如廣為人知的美國電影分級制,自推出以來,美國電影人也不得不在創作時精准考量受眾及其相關投資回報。歐洲同樣如此,主要是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然而,總體仍是尊重市場原則。奇妙的是,論管理體系的經驗與機制,中國顯然落後於這些地區(或者歸咎於國情);但要論規則之細,管理面之廣,則在世界前列了。

如果再收窄範圍,只談亞洲各影視文化輸出大國的競爭力,中國亦沒法和日韓兩大強國相比。中國影視圈目前較火紅的製作,電視類的海選及綜藝真人秀,以至自主研發的本土鮮肉偶像,無一不是參考或模仿(或拿授權)國外製作,中國自身欠缺原創性的節目。

古裝宮廷或武打劇雖有華語世界的受眾傳統,但文化差異極大,除個別輸出到東南亞之外,影響甚微。中國的時裝劇則受制於題材,一方面寫實劇描述旳中國社會情況在國外難有共鳴,不寫實的話又因技術水平不高,以類型片種而言難以出口,以致影視界變成國內自娛自樂的封閉系統。

中國影視圈目前較火紅的製作,電視類的海選及綜藝真人秀。圖為《奔跑吧,兄弟》

哪怕是票房大捷的數部國產電影,都只因得益於保護主義和短暫的民族情緒消費使然。這種情緒票房並不保險,而且同質化之下,吸引力必遞減,長遠而言也非靈藥。因為只得個別情緒片獨大,其實是忽略了要發展多元化中成本類型片的健康市場結構。

以韓國為例,1999年的《生死諜變》宣告韓國電影影響力時代來臨,合格的特技配以敏感的特務題材,回應同樣敏感的時局轉變。而後再有《JSA安全地帶》、《我的野蠻女友》,更風格化有《漂流慾室》、《薄荷糖》,再而幾部「逆權」電影,才有今天的《屍殺列車》和《炸雞特工隊》。韓流從中締造,流向全球。

韓國電影《屍殺列車》引起一片好評。(網絡圖片)

相反,永遠的主旋律,過硬的題材審查,畫面的受限,次文化的管控,都在扼殺影視創作所需的流行文化生命力。沒有生命力,就不會有好創意,更難言輸出。

這些規管已束縛了中國影視創作的手腳,數量龐大的影視劇難以獲得立項,或立項後稍有不慎即無法通過審查,或未能安排播放及上線,導致投資人對於市場的判斷益發謹慎,投資面對極大風險,市場策劃者無所適從。

《流浪地球》雖在內地大賣,海外票房卻未見報捷。(網絡圖片)

另一方面則導致作品流於單向價值觀,要不就主旋律,要不就是最簡單的純娛樂:2018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為609.76億元人民幣,首次跨過600億關口,院線片中,國產電影有44部,當中票房前三的是《紅海行動》、《唐人街探案2》和《我不是藥神》,都達到數以十億計,再加上今年的《流浪地球》,這些卻都是只能在中國大賣的作品,更遑論能達到讓世界評價及輿論的影響力(以及取得海外票房)。

電影是重要的,但它確實沒有那麼令人害怕。除非中國要的只是一個與外界無涉的內在市場,作品只供內地民眾觀賞和消費,否則,以這些規管和審查標準,中國透過影視作品去輸出軟實力可說不可能。

上文節錄自第15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3日)《從《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看規管問題 不可能的影視文化輸出》,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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