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中美輿論戰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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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就像一面鏡子,不僅照出中國國內在疫情爆發之際的各種問題以及中國體制的兩面性,也照出了國際社會的眾生相。而在諸多面向中,中美之間由此而起的一場接一場角力尤為突出。應對本土疫情左支右絀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用「中國病毒」形容這場疫症,不僅在美國內部引起煽動族歧視的非議,也引起北京強烈反應。中美輿論戰不僅由暗轉明,並且以極快的速度不斷激化。

上周二(3月17日),特朗普在個人輿論陣地Twitter首度用「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稱呼新冠病毒。翌日,他在記者會上公開稱,這是一場對抗「中國病毒」的戰爭。再過一天,有媒體發布圖片顯示,特朗普將自己講稿中的「新冠病毒」手寫改為「中國病毒」。中國外交部高調回應:「美方一些人企圖將中國抗擊疫情污名化,企圖向中國推卸責任,這種做法無視中國人民為維護人類健康安全作出的巨大貢獻,詆毀中國為全球公共衞生安全作出的重大貢獻,有違世界衞生組織的專業意見,更與國際社會共同抗擊疫情的期待和努力背道而馳」、 「我們希望美方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國際公論,做好自己的事情,停止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停止詆毀他國、轉移責任,為世界各國攜手抗擊疫情、維護國際公共衞生安全發揮建設性作用」。

特朗普將自己講稿中的「新冠病毒」手寫改為「中國病毒」。(Twitter圖片)

時間回溯到疫症擴散之初。1月30日晚,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新冠病毒肺炎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PHEIC)。譚德塞同時表示,「作出這一決定不是因為中國正在發生的情況,而是因為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情況」,也不是「對中國沒有信心」,「我們最大的擔憂是,病毒向一些衞生系統較弱國家擴散,這些國家可能並未做好準備應對疫情」。譚德塞提出了七項臨時建議,其中第一項就是,沒有必要採取限制國際人員流動和國際貿易的措施,世衞不建議限制貿易和人員流動。

中美暗戰是怎麼發生的

世衞話音剛落,早已箭在弦上的中美暗戰便開始。美國國務院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旋即將中國旅遊警示上調到最高級別,建議旅客取消所有非必要的赴華旅程。進一步的行動陸續到來,比如繼1月24日率先從武漢撤出領事館人員,1月30日美方又宣布將駐華大使館所有非緊急人員撤出,並且將暫停所有赴美簽證的辦理;2月2日起臨時禁止過去14天內曾赴華旅行的所有外國人員入境;美國三大航空公司陸續取消所有前往中國的航班。

針對美國的連番禁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2月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對中國疫情作出過激反應,採取過度應對措施,顯然與世衞組織建議背道而馳。美國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卻第一個從武漢撤出其領館人員,第一個提出撤出其使館部份人員,第一個宣布對中國公民入境採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斷製造和散播恐慌,帶了一個很壞的頭。」

1月30日晚,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新冠病毒肺炎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資料圖片/路透社)

雖然對於華春瑩所說「美國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中美各執一詞,但美國從政府官員到部份媒體,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製造和散播了恐慌,有時候甚至不惜舉起種族主義的大旗,給這場重大疫症貼上「中國製造」的標籤。比如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形容中國為「疾病孵化器」,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在個人社交帳號及媒體採訪中多次聲稱新冠病毒是武漢實驗室一手製造的生化武器,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接受訪問時幸災樂禍地表示「新病毒將有助於加速工作機會留回北美」,《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則不由分說給中國扣了一頂「亞洲病夫」的帽子,《彭博商業周刊》2月17日封面則用特大號字體呈現出一個「脆弱的中國」,《紐約時報》稱現在的中國「如中世紀的歐洲」,美國政治資訊網站Real Clear Politics認為中國政府為了迅速讓中國現代化和富裕起來所展現的決心和採取的政策措施與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名著《1984》類似……

經過美國這一番「帶節奏」,再加上疫情本身不可知所帶來的恐慌,世界範圍內也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恐華症」,不僅「黃禍論」等帶有明顯種族歧視的說法出現在權威媒體,在廣大民間也將華人一股腦兒當成「行走的病毒」,辱駡、歧視甚至是襲擊不間斷發生。「我不是病毒,我是人類,不要對我有歧視」—這是意大利華裔青年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在佛羅倫斯做的行為藝術。當這樣的呼喊引爆社交媒體,反過來也佐證了歧視的廣泛性。

病毒無國界,這樣樸素的道理理應成為經歷過無數次病毒侵襲的人類的基本共識,而今卻被政治較量的硝煙遮蔽。雖然不能一概將世界範圍內的「恐華症」歸於美國,但作為「世界老大」的確開了個很不好的頭。以致於,羅斯的幸災樂禍以及《華爾街日報》的「亞洲病夫」既招致「自家人」不滿(羅斯的言論引起美國業界質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直指他「不明白」現代製造業運作;《華爾街日報》駐京分部主管則代表該報在華人員致信管理層,要求就米德的文章致歉),也讓中美之戰悄然間從暗轉明,中國網絡輿論場的不滿聲浪亦摻拌着疫情帶來的壓抑與憤懣,噴湧而出。

意大利華裔青年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在佛羅倫斯街頭,舉起牌子以多國語言書下「「我不是病毒,我是人類,不要對我有歧視」。(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 IG)

當媒體成大國角力靶心

在中國網絡民意鼎沸之際,面對美國借由新冠肺炎疫情發起的連番動作,中國官方層面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以《華爾街日報》所謂「亞洲病夫」言論作為靶心,展開了反擊,先是要求《華爾街日報》就辱華文章道歉並查處相關責任人,未獲回應後,又宣布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京記者的記者證。美國方面也沒有閒着,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譴責北京驅逐記者的做法,呼籲中國尊重新聞自由;另一邊廂,在《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被北京驅逐前一天,美國國務院宣布將中國五家官方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並指這五家媒體被中國政府所控制,不是獨立的新聞機構。

面對美方的反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趙立堅以Twitter為「戰場」頻繁發聲。比如華春瑩回應蓬佩奧的言論時直言,比冠狀病毒危險的是出於政治動機的政治病毒;對於中國五家媒體被指定為「外國使團」事宜,她則反問「我想他們是否也應該享有外交豁免權?」

上周三(3月18日),在特朗普首次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的次日,中方再推反制措施,宣布即日起對等要求「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這五家美國媒體駐華分社向中方申報在中國境內所有工作人員、財務、經營、所擁有不動產資訊等書面材料;針對美方大幅削減、實際驅逐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員工,中方要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從即日起四天內向外交部新聞司申報名單,並於十天內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在中國,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從事記者工作;針對美方對中國記者在簽證、行政審查、採訪等方面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將對美國記者採取對等措施。

中方在通稿反覆表示,這些做法「完全是正當合理防衛」,是針對美國「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歧視和政治打壓」以及「無端設限」、「無理刁難」的不得已做法;中國依然歡迎各方媒體,「我們反對的是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反對的是借所謂新聞自由炮製假新聞,反對的是違反新聞職業道德的行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1日回擊稱,美國現在應該與中國合作對抗疫情,而不是找替罪羊。(路透社)

當大國角力以新聞媒體為戰場展開,各方根深柢固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便不自覺佔了上風。一方面,在國際輿論場域,美國佔據着強勢主導權,所以當北京決定驅逐《華爾街日報》記者時,即便不認同該報「亞洲病夫」說法的人,也會輕易被蓬佩奧掛在嘴邊的「新聞自由」說服;另一方面,鑑於中國媒體一直以來是作為中共喉舌存在的,被認為宣傳早已壓倒了新聞價值本身,所以五家喉舌媒體被指定為「外國使團」在很多人看來完全在情理之中,中方再怎麼否認都無濟於事,反倒加劇了一些國家對中國會否以此為由進一步限制境外媒體的擔憂。

這種刻板的認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改變也很難一蹴而就。至少目前來看,已故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在1978年出版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中所批判的世界文化傳播中的西方中心主義,還普遍而廣泛存在着。即便中國已經在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時間裏,從積貧積弱一步步成為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東方主義」以及背後的「西方中心主義」仍然像是符咒和心魔一樣,左右着很多人的認知與判斷。在這種既定認知的主導下,中國舉全國之力封城抗疫是「侵犯人權」,製造「集中營」,疫情擴散是治理體系「失敗」,是制度危機。總歸一句話,怎麼做怎麼說都是錯的。

思想上的矛盾不能通過辯論解決,而只能通過現實的實踐解決。面對這一次美國揮舞 「新聞自由」大棒,以及不斷拿人權、民主說事,北京最大的底氣就是中國確實有效控制了疫情,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絕非「東亞病夫」。當疫情在全球蔓延開來後,中國又展開了一輪全球「統戰」攻勢,給予各國最大限度的幫扶,具體實踐着和闡釋着什麼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切實的動作,比重大疫情關頭的人權、民主這些空泛說辭,顯然更有說服力。

中國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一度被認為是疫情發源地。(資料圖片)

病毒源頭爭議火上加油

當中美以媒體為戰場展開角力的過程中,也有一個意外插曲,那就是圍繞病毒源頭的爭論,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美輿論戰的烈度和廣度。

事實上,從武漢1月23日封城之日算起,關於病毒源頭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野生動物起源說、美國基因武器說、中國實驗室洩漏說等,總能在中國網絡防火牆內外掀起一陣颶風。隨着美國基因武器說在疫情於全球蔓延的態勢下不攻自破,中國實驗室洩漏說在中國官方闢謠後暫且偃旗息鼓,人們普遍認可的便是野生動物起源說。畢竟,由野生動物引發的鼠疫、中東呼吸綜合症、伊波拉,以及港人記憶猶新的沙士(SARS)等都是前車之鑑,新冠肺炎早期患者又與位於武漢鬧市區的華南海鮮市場相關,有理有據。

可當人們的注意力從源頭轉移到各國防疫時,中國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2月27日一句「疫情不一定發源於中國」,又將人們的注意力拉回,中國輿論場開始循着這一說法尋找「元兇」,並最終在中美焦灼的角力中得出初步答案—病毒來源於美國,美軍到武漢參加軍運會便是一個大概率的管道。

坐實這一結論的「證據」其實並不少。一方面,在英國權威醫學期刊《刺針》1月刊登的一篇論文中,武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等人分析了首批確診的41例新冠肺炎病例,發現其中只有27例去過華南海鮮市場。回溯研究認為首名確診患者於2019年12月1日發病,並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也沒發現與之後確診病例間的流行病學聯繫,而其家人也沒出現過發熱和呼吸道症狀。

中國外交部新任發言人趙立堅在Twitter連發數條推文,直接質問美國。(資料圖片/新華社)

另一方面,日本朝日電視台於2月下旬最先披露,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CDC)證實美國流感致死的人中,一部份是新冠肺炎患者,紐約、洛杉磯等城市已經開始新的檢測方式。這樣的消息瞬間在世界範圍內傳播開來,尤其直接地刺激着中國民眾。雖然事後證明,CDC只是說當季一萬四千多名因流感而死的人中,部份人感染的流感病毒類型不確定,並未證實「一部份是新冠肺炎患者」,但為了印證提前預設的結論,多數人已經聽不進去「真相」了。

隨着中國外交部新任發言人趙立堅在Twitter發聲,「病毒源頭」爭議由原本只是中國網民對美國口誅筆伐的口水戰,推至官方外交層面。3月12日,趙立堅在Twitter連發數條推文,直接質問美國:「零號病人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現的?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

為了反擊趙立堅,美國接連出拳。3月13日,美國國務院召見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譴責北京提出的「陰謀論」;上周一(3月16日),蓬佩奧打電話給中國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表達對北京「把新冠肺炎責任推到美國身上」的不滿;蓬佩奧上周三(3月18日)接受CNN採訪時又公開批評,「中國不遏制病毒,卻壓制資訊,他們最早確認病毒,卻在第一線浪費了珍貴的時間,讓成千上萬人逃出武漢,去到了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並給當地帶來苦難」。與此同時,特朗普在 Twitter上延續美國從政界到媒體界關於「中國病毒」的定性,直言為的是回擊中國歸咎於美國軍方的錯誤言論。

崔天凱強調,應聽從世衛建議,防止任何人借疫情對他國污名化。(資料圖片/新華社)

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被問及此事時,並未就來源問題給出一個明確說法,而是延續了崔天凱在央視連線中的態度,那就是「這是一個科學的問題,需要聽取科學和專業的意見」。隨後,外交部統一口徑—「新型冠狀病毒源頭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需要聽取專業、科學的意見。世界衞生組織和國際社會對此早就有着明確、一致的意見,即反對將病毒同特定國家和地區相聯繫,反對搞污名化」。

中美雙方在官方層面鬥得不可開交,民間層面的口水戰也沒有斷過,並愈發走向民族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處於夾縫中的海外華人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一邊是可能在美招致的歧視與排擠,一邊是返回中國面臨的種種阻礙。再加上中國新近確診病例大多是境外輸入病例,「海外華人回國潮」也被認為是中國各路媒體散播國外防疫不力、製造恐慌的結果。

大變局需要負責任大國

網絡民意是把雙刃劍。用好了,可以成為四両撥千斤的利器;用不好,反而容易反噬自身利益。當「亞洲病夫」這樣的一頂帽子扣下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被調動起來,畢竟這四個字承載了中國人太多的歷史傷疤和民族恥辱。當美國各方不由分說給這場重大疫症貼上「中國病毒」的標籤,在無形中煽動起了美國國內的種族主義和反華情緒的同時,也讓中國國內的反美情緒水漲船高。

美國大選在即,原本十拿九穩的特朗普突然被疫情擾亂,他自然需要對選民說點什麼,穩固選票。這個時期,對於特朗普而言,確實特殊了一些。而中國對這次疫情付出了巨大代價,也試圖利用這次大考來鞏固己方制度優勢以及負責任大國形象。當各自立場和所需在老大和老二之間發生碰撞,輿論戰、外交戰便不可避免。

美國大選在即,原本十拿九穩的特朗普突然被疫情擾亂。(資料圖片/美聯社)

這就是當前中美關係的現實。未來會如何,既有可預知的必然性,比如隨着中西權力重心轉移必然到來的長時間結構性衝突,也有不可預知的偶然性,比如在恐懼和焦慮以及各種現實角力之下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股市震盪、經濟危機可能導向的系列連鎖反應,以及今次疫情過後人們價值體系可能的顛覆與重構等。既有矛盾衝突,也有相互利益,究竟是「矛盾衝突」壓倒「相互利益」,還是「相互利益」壓倒「矛盾衝突」,已經對彼此丟掉幻想的中美兩國,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兩種因素不斷變化主次、裏外共振以及共同作用就是彼此的「宿命」,不僅過往的歷史如此,未來也擺脫不了這一宿命。

從這個層面來看,這一次肺炎疫情掀起的中美暗戰或是明戰,就一點也不意外了。認清這一點並不難,真正難的,是如何在中美關係的「宿命」中看到機遇,並利用每一次契機做一個負責任大國該做的事情。畢竟,任何改變都不是瞬間完成的,而是一步步發生的。就像那一副副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一樣,任誰戴上也不會一下子摘下來一樣。

這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疫症,對中國來說是一場關於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考」,對世界來說,又何嘗不是一次「大考」?撥開甚囂塵上的中美輿論戰迷霧,各方都不妨靜下心來好好想一想,什麼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什麼是「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什麼又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簡單樸素的道理,有多少一直被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遮蔽掉了?又有多少被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很政治正確的「概念」置換掉了?

中國抗疫在付出沉痛代價後取得階段性成果,並不能成為其他國家「抄作業」的必要充分條件。(資料圖片/新華社)

所以,中國抗疫在付出沉痛代價後取得階段性成果,並不能成為其他國家「抄作業」的必要充分條件,因為這其中牽涉太多歷史、體制、文化、價值觀等複雜因素;同樣地,一些做法比如封城、限制人群流動等,本就是人類在面對重大疫情時的通行且唯一有效的做法,當西方一再用人權和民主來妖魔化中國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捫心自問:當疫情襲來,究竟是人命關天,還是「民主」關天?

重大疫症面前,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真的置身事外。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先在中國爆發,在武漢爆發,下一次會發生在哪裏沒有人會知道。如果經歷過這麼多次瘟疫侵擾,還有人帶着意識形態偏見狹隘地認為這次疫情是「中國病毒」,掌握話語權的有關部門還只知道裹挾和利用民間情緒互相推諉扯皮,那只能說以往歷次瘟疫以血淋淋代價留給人們的全部知識和記憶,只是一場空談。

上文節錄自第20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2日)《肺炎疫情下 中美輿論戰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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