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林毅夫】冀香港解放思想 勿被自由經濟教條綁住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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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席捲全世界,瞬間讓環球經濟陷入衰退邊緣,也突顯了各大經濟體的結構性困局。這場空前的疫災迫使不少國家「出盡法寶」,不惜代價希望阻止經濟崩潰,但也惹人擔心會否藥石亂投,變相在積蓄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可能加速顛覆既有政經格局。中國作為最早爆發疫情的地方,在採取極嚴厲應對策略遏止疫情後,率先展開「復工復產」,與焦頭爛額的歐美國家相比,重啟經濟的形勢似乎較為明朗。本身是國務院參事的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日前接受《香港01》專訪,分享「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戰疫秘訣」,又寄語香港政府勿被自由經濟教條綁住手腳。

(《林毅夫專訪》系列四之三)

林毅夫認為,內地可以適量調整財政赤字佔GDP百分比,以加大支援政策的力度。(資料圖片 / 陳立程攝)

出身「芝加哥學派」的林毅夫,並不相信「芝加哥經濟學」,而是提倡「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新結構經濟學」。他形容,「新結構經濟學」是繼二戰後側重於政府作用的結構主義、以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側重於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版發展經濟學」,而這套理論的特別之處,在於強調經濟發展要從發展中國家「有什麼」和「能做好什麼」着手,並由政府充分發揮「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的作用,幫助企業把產業做大做強,而不像原有的兩套理論那樣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質化」,未能區分兩者的產業和技術差別,導致結構主義要求發展中國家去發展發達國家擁有而自己缺乏的產業,而新自由主義則要求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各種制度安排。

面對新冠疫情,他始終強調運用理論時,別忘記「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重要。例如,他認為,在特殊情況下,政府不須死守財政赤字比率不得超過3%的「財政鐵律」——歐洲共同體的12個成員國曾於1991年底在荷蘭馬城通過《歐洲聯盟條約》(又稱《馬城條約》),同意建立政治、經濟及貨幣聯盟,為歐元區奠定成立基礎;當中規定了成員國必須遵守指標之一,是其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有趣的是,這個當初只是根據歐盟成員國的赤字平均值預測而得出、而且不具備任何經濟學理論或數據支持的財赤百分比,卻成為不少非歐盟國家和地區的「財政鐵律」,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

(香港01製圖)

01:除了減稅等措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發揮什麼作用?

林毅夫:因為我們已經不能夠單純依靠基礎建設來應對這次的衰退,所以貨幣和財政政策都要更積極一些。我們的股票市場相當穩定,不像美國那樣出現股災,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像美國那樣推出極端的貨幣政策—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我們的貨幣政策主要用來支持流動性,讓銀行有更多資金可以支持企業貸款,我們的銀行準備金達到12.5%,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有一定的降準空間。(本月初,為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中國人民銀行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一個百分點,並下調金融機構在央行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從0.72%至0.35%。)

01:加大了財政和貨幣政策,財政赤字比率超過3%怎麼辦?

林毅夫:中國有一句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們不要簡單套用教科書裏的理論,因為它們都是根據過去的經驗總結而出的,某程度上甚至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而出。例如它們規定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這個規定現在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通則,但它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理論支持;再者,它們所謂的財政赤字一般是用來支持消費、維持社會福利,而不是提高生產力,但在中國的情況並不一樣,我們大部份的財政赤字是用來支持投資、創造資產、提高生產力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有好的投資項目,所謂3%的財政赤字限制是沒有道理的。

但我也不是主張赤字愈多愈好,而是要了解我們的機會和挑戰是什麼?怎樣在應對短期挑戰的同時,又能夠為我們的長期發展帶來好處。我們可以看看德國的情況,它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很保守,但這次的積極財政政策所涉及的金額就多達GDP的10%(表三),可見現在的確有這樣的需要。我們還是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能夠拿外國的理論來綁住自己,甚至根本不去了解那個理論所提出來的前提究竟是什麼。

其實,面對前所未有的「供需雙殺」,政府應該允許財政赤字率上升到3%以上,甚至可以再增加一兩個百分點;有了政府的投資,才可以拉動民間的投資,這才能到達到3至4%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寄語香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勿被自由經濟教條綁住手腳。(資料圖片 / 陳立程攝)

01:香港被譽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把西方理論奉為圭臬,你有什麼建議?

林毅夫:我想,仍然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當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曾因政府需要出手救市而痛哭了一個晚上,因為他不相信政府應該干預市場,覺得這一輩子的經濟信念被破壞了。問題是,這些理論是美國提出來的,但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推出干預政策、破壞這些理論的時候,心裏一點負擔都沒有。例如金融海嘯時期的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原本認為貨幣政策的唯一根據就是通貨膨脹率,但當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他就提出量化寬鬆政策,而美國這一次,不只是量化寬鬆,而是無限量寬鬆,也就是再次破壞了量化寬鬆政策,只是他們一定沒有曾蔭權那樣的思想包袱。

其實,只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才會有這種包袱,因為你把國外的理論和國外的經驗,當作自己的聖經教條,這反映你的理論不自信,也代表你的文化不自信。這是知識份子必須深刻反省的,因為大家普遍把發達國家的理論絕對化,可是它們的理論是不斷在變化的,會不斷地發展出新的理論;也就是說,當發達國家都不能確保理論的適用性,我們又怎麼能夠相信它在發展中國家可以放諸四海皆準呢?不管什麼理論,它們的目標都應該是用來推動社會發展,並且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我也相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止適用於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也應當如此,這樣我們的未來才能夠過得更美好。

01:西方國家在「戰疫」期間,或多或少都推出了一些顛覆自由經濟教條的政策,事實上,近年已有不少反思,甚至和你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有一定聯繫,你怎麼看這種變化?

林毅夫: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承認不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不一樣,所以它所選擇的經濟政策也不一樣,不會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當成聖經。這套經濟學,對發達國家同樣適用,它們必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制訂政策。這同樣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若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看,發達國家需要解決什麼問題?一方面是生產力水平的提升,若要建立在實體經濟之上,就要避免走向虛擬經濟,尤其像美國那樣。特朗普政府說要加強製造業有一定道理,但它作為高收入國家,要讓密集型加工業回流的話並不現實,也不符合比較優勢,可是它又不可能把工資水平下調,那麼,如何促進創新、如何加強高端製造業等,就是美國的大挑戰。

同時,美國也存在很大的收入分配問題,到底怎樣能夠讓實體經濟創造有利的就業機會,並且讓一般勞動者具備一定教育水平和能力來就業,也是它必須思考的問題。我的新結構經濟學最主要的是,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而不要簡單拿人家的理論來綁住自己的雙腳。我想,只要每個國家都這樣子,思路變化,大家解決的辦法總比問題多,而如果每個國家都能這樣發展,全世界也就會愈來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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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14日)《林毅夫: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央經濟智囊的「戰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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