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毒檢測大落後—香港應向澳門、北京、新加坡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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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香港現正面臨第三波爆發,今日(7月13日)新增52宗確診個案當中,,有41宗屬本地感染,且有不少源頭未明。參考上月初北京迅速控制「新發地」農貿批發市場疫情反彈的做法,特區政府當務之急必須儘快進行大面積的病毒檢測;然而,十年前早已把「檢測及認證」視為「六大優勢產業」的香港,目前每天的病毒檢測量只有約5000個,嚴重落後於人口和地方規模比我們小得多的澳門和新加坡。問題是,香港的檢測量之低,究竟是檢測能力不足的問題,還是特區政府懶政怠政的問題?

6月10日,一位家住北京西城區月壇街道的男性離開豐台區大型農貿批發市場「新發地」之後,因發熱到轄區醫院就診,次日被確診為新冠病毒感染者;其後兩天感染人數迅速增加,並在6月13日和14日達到36宗的高峰,隨後便呈波動式下降趨勢;到了7月,每日新增確診個案都未再超過兩宗;而由7月6日至今,北京再無新增確診病例。

豐台區大型農貿批發市場「新發地」。(資料圖片/中新社)

北京是如何迅速防止第二波大爆發的?美國《紐約時報》分析,「積極地測試和追蹤密切接觸者,這是中國政府成功控制疫情策略的關鍵。」新發地市場疫情爆發休市後,市場內8000多名經營、採購和工作人員全部進行核酸檢測,並集中進行封閉式醫學觀察。而新發地市場周邊11各小區也實施了封閉式管理,而北京的日檢測量也迅速從每日8000人增長至近50萬人。据《澎湃新聞》報道,6月11日至7月2日,北京市對1006萬人進行了核酸檢測,陽性率為十萬分之三點六七。

美國彭博社則以《北京新增病例零增長,告訴你他們是怎麼做到的》一文,總結北京的四大防控措施——首先,迅速採取針對性的大面積病毒檢測;其次,迅速採取針對性的封鎖高風險區域;再者,避免民眾到醫院造成交叉感染的局面;最後,吸取教訓嚴控海外進口產品。

這當中最值得特區政府借鑑的,莫過於大規模的病毒檢測。從流行病學角度而言,大規模檢測有助於找出誰感染病毒、誰傳播病毒,誰該被隔離和追蹤。早在五月,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就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本港最理想是每日驗7500個樣本,即全港每1000人便驗一人,以找出社區隱形傳播鏈。

本港最理想是每日驗7500個樣本,即全港每1000人便驗一人,以找出社區隱形傳播鏈。不過,自今年1月以來,本港的病毒檢測量一直偏低。(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然而,今年1月以來,本港病毒檢測量一直偏低,直至6月30日,共做了109388次檢測,平均每日僅有3600次檢測,遠低於袁國勇建議水平。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日前出席《城市論壇》時則指,內地每天進行378萬個測試,香港若要追上國家標準,每天起碼要做兩萬個檢測。

對此,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多次在記者會上解釋,加大檢測量困難之處是地方、人手及儀器問題。其他地區是否面臨同樣的問題?以新加坡為例,四月初,新加坡每日約檢測樣本2900個,到五月時這一數字已提升至每日超過8000份。同時,新加坡當局展開公立機構與私營企業合作,以提升病毒檢測能力。六月後,新加坡已可以每日檢測1.8個樣本,並計劃進一步擴大到四萬個。而在人口僅有香港十分之一,生活成本相似的澳門,亦已達到每日6000個的檢測量。

肺炎疫情蔓延至今已逾半年。我們不禁要問,所謂在地方、人手及儀器問題方面的困難之處,究竟是真實存在,還是當局推諉的藉口?為何其他地區可以做到的檢測量,對港府而言卻總是難上加難?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資料圖片 / 余俊亮攝)

檢測量低是檢測能力的問題嗎?

什麼是地方、人手及儀器方面的困難之處?對於檢測技術、工具、人員方面的情況,港府並未向外透漏太多資料。不過,根據《2017年醫療衛生服務人力統計調查》結果,香港合共有3426名醫務化驗師,當中有八成受聘於醫管局。但化驗師分四大科目,而只有隸屬微生物部的才會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所謂人手方面的困難或許在此,但是否全無可提升的空間?

儘管在短時間內增加微生物化驗師並不可行,但為其他化驗師提供相關培訓協助檢測,是否也是一種增加人手的方式?而早前已有生物科技公司研發出更快速檢測新冠病毒技術,當局也曾多次表示將與民間機構合作檢測。這一方法顯然能夠緩解人手及技術相關問題,卻至今未見大範圍落實。

至於檢測工具,港府至今未能公佈試劑存量,僅在7月7日政府公告中表示將繼續採購病毒試劑。早前有媒體指出,政府試劑存量不足。究竟是否不足?為何會不足?對於擁有大把錢的香港政府而言,買不起試劑顯然是偽命題。

化驗師分四大科目,而只有隸屬微生物部的才會進行新冠病毒檢測。(資料圖片/路透社)

檢測量低背後是港府對檢測產業無所作為

在2008年至2016年間,被特區政府列為「六大優勢產業」之一的「檢測及認證」業的增加產值佔,只由2008年的45億元增加至2016年的73億元,其GDP佔比維持在0.3%;而相關就業人數,也只由1.24萬人增加至1.4萬人,仍然佔整體就業人口的0.4%。

反觀將生物醫藥產業作為國家重點培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新加坡,在2017年時已有約為296億坡元(約1,612億港元)的年產值,佔製造業總產值的9.22%,就業人數為2.22萬人。之所以能有如此發展,是因為星洲政府從20年前就開始有長遠的產業規劃和政策,不僅提供大量資源土地、增聘海外專才,同時能夠不斷提升當地科研學額,吸引國際藥廠入駐。正是因為政府有此遠見打下基礎,方使疫情襲來後能夠及時調撥資源技術,不至於如港府般手忙腳亂。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7月10日)在社交網站帖文,除逐步增加公營部門每日恆常檢測量之外,又會加快協助私營檢測機構,又不排除運用防疫抗疫基金,為風險較高的人進行病毒檢測。此次危機能否令港府反省過往見步行步,毫無遠見,認真解決香港當下疫情,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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