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人有惡報為何是悲劇?論《伊底帕斯王》與《馬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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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俊賢(清華大學哲學系在讀碩士研究生)

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是古希臘悲劇文化的偉大結晶;而英國偉大文學家莎士比亞所著的悲劇《馬克白》,則代表了兩個西方文明——古希伯來文明和古希臘文明相結合的近代文化產物。兩個作品之間表現出了某種一致性和差異性。從一致性的方面來說,兩者均描繪了相似的悲劇主題:人與其命運的對立,甚至還使用了相似的具體情節,即出現某種貫穿全局的必然命運——在《伊底帕斯王》中是神諭,在《馬克白》中就是女巫的預言,這些一致的地方可以理解為近代西方對古希臘作品的文化繼承。但如果從兩者差異性的方面來看,《馬克白》體現出的更多是基督教文化所帶來的影響。

 

Oedipus and the Sphinx ,Gustave Moreau

如果以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所建立的悲劇理論作為基礎去看,以《馬克白》為代表的西方近代悲劇,似乎在形式和內容上都不同於古希臘的悲劇元素。這些差異均能在兩者所處的文化語境——希臘神話以及基督教聖經中,找到其相應的文化源頭。此外,雖然在悲劇的情節和人物設定上,《馬克白》好像完全違背了《詩學》中提到的悲劇以引起憐憫和恐懼情感所需要的元素,但經過進一步的分析,便會發現這些所謂的差別,只是自古希臘悲劇根基上所作的外在變化,仍然沒有完全脫離古希臘的理論框架。對於上述提及的各項要點,本文嘗試從西方哲學的理論框架中予以分析,最終將揭示出《馬克白》與《伊底帕斯王》在本質上同為悲劇所具有一致的理論要素。

 

《馬克白》與《伊底帕斯王》的異同

 

稍作比較,便可以發現兩部悲劇之間存在著某種形式上、內容上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首先,兩部著名的悲劇作品具有相近的情節,都反映了對某個悲劇主題,即「人與其命運對立」的描寫,而且兩者均存在著某種貫穿故事始終的外在必然性,但在細節的處理上卻表達出截然不同的地方。

 

在《伊底帕斯王》中,這樣的外在必然性是以一種強有力的、不可抵抗的、無法逃避的、來自天上神諭的形式而呈現的。當主人公伊底帕斯得知自己將要殺父娶母的命運後,竭力去抵抗和逃避可怕的命運,可是,越是抵抗逃避,他就越是接近既定的命運,最終事情還是按照原來的樣子進行。

 

在《馬克白》中,不存在獨立於人意志之外的、冷酷無情的強制力量,命運似乎完全取決於人的意志,它透過人類的內在慾望而被喚醒起來,女巫的預言總是體現為某種可能性或模糊性。但經過分析以後,很快便能發現,所謂的自由選擇也只是一種必然性的「變體」,是以某種更隱蔽的情況作為條件的,本質上和《伊底帕斯王》中的神諭同樣是一種外在強加的必然命運。

 

在伊底帕斯的悲劇中,天神仿佛早已把握一切事情,仿佛知道伊底帕斯得知神諭後,會極力避免悲劇的發生,在此以一種直接強硬的方式,干涉主人公的命運走向,使主人公一下子就步入圈套中。例如:疫症的蔓延,使得伊底帕斯苦苦追查本可能被塵封的,關於老國王拉伊俄斯的被害真相,這也成為了伊底帕斯後來知道自己殺父的原因;而先知以及牧羊人的話語,更是加快了主人公悲劇的發生。在這裡,主人公看似有著選擇的自由,他的行動看似都出於自己的意志,例如他本可以不幫助忒拜的人民,任由他們被斯芬克斯吃掉,本可以逃之夭夭不去追查父親被殺的真相,但實際上他卻只是天神達到其目的的「工具」或「手段」。

 

《伊底帕斯王》人物關係圖

各種表面上看來偶然的事情,不管是伊底帕斯碰巧在路上遇到生父,而導致殺死父親的悲劇,還是偶然破解史芬克斯的謎題,從而拯救忒拜人民,迎娶生母,甚至是疫情的突然爆發,讓俄狄浦斯不得不找出「真兇」,引發真相等等……種種因素都以一種不可預知的、突如其來的方式出現,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主人公事前所無法掌控的,是以天神賜予的必然宿命而來的。可以想象,即使伊底帕斯沒有在三岔口上碰見父親,他仍然會在另一情景中殺死父親,因為這是他無論如何也無法改變的命運。

 

根據斯賓諾莎《倫理學》對自由的解釋,自由就是自因,亦即自身的發展出於自身,自身之內包含了自身發展的原因。斯賓諾莎《倫理學》中的原話是:「凡是僅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為僅僅由它自身決定的東西叫做自由。」在此可以理解為,人們自己行動的原因出於自己。換句話說,人們能決定自己的行動,而不被外在事物影響時,才是自由的。黑格爾在《小邏輯》中,也論述了這樣一種僅僅是形式上的自由,他認為自由就是同時在自身以及外物之中,亦即自己倚賴和決定自己。

 

同理,在伊底帕斯的故事裡,任何因素都無法被主人公所認識的情況下,他的每個決定就只有受制於眼前的外在條件,因此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瘟疫肆虐,使得伊底帕斯不能對人民的生死置若罔聞,在不知自身是災禍根源的情況下,必然以人民的命途為首要考慮,他甚至連顧及自己私心的可能性都沒有。早期的古希臘悲劇中,這種外在的必然命運,更像是自然界的規律一樣(如人生必有一死,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然而不同的選擇都無法改變最後的死亡),是無關於個人意志的自由選擇。如同伊菲革涅亞的悲慘命運一樣,伊底帕斯的結局是早已被決定的,不存在其他可能。無論採取任何一種行動,最後事情還是一如既定般的來臨,其表現形式是冷冰冰的、沒有商榷餘地的。

 

慾望、命運與原罪

 

然而,經過基督教文化的洗禮後,這種悲劇命運在呈現方式上,卻有了一些更為曲折的變化。以莎士比亞的悲劇《馬克白》為例,故事中的主人公同樣透過女巫的預言(某種程度上相當於伊底帕斯王中的神諭),而得知自己將來的命運。相比於古希臘悲劇裡,天神意向的直接介入和強制干涉,《馬克白》中的情節設計更加複雜多變。

 

首先,女巫的預言雖然跟神諭一樣,「準確地」預示了主人公未來的命運,但是並沒有像神諭那樣,直接把最後的結局揭示出來,而是逐漸引誘馬克白親手實現自己的命運。在這裡並沒有任何不可抗的、無法逃避的外在力量左右著主人公的命運發展,命運在此以一種更加隱秘的方式呈現,它是以喚起主人公內心慾望的方式存在的。如前所述,馬克白最終的命運並沒有像伊底帕斯那樣被完全地揭示出來,可以看到,馬克白起初的決定似乎都有選擇的餘地,只要他在關鍵時刻壓制住自己的慾望,後面的事情可能就無從談起。

 

然而,這正是慾望可怕的地方,它是某種出於主人公自身,而又不完全能被主人公個人所掌控的事物。正如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所指出的:「在一切衝動中,我是從一個他物,從一個外在於我的事物開始」,「被他自己的衝動所決定的自然人,並不是在自己本身內:即使他被衝動驅使,表現一些癖性,但他的意志和意見的內容卻不是他自己的」。衝動(故事裡體現為追求權力的慾望)更像是某種潛藏於人內在的外在必然性,雖然它看似內在於人,但人往往反過來被自己的慾望所牽制,慾望變成了一股無法被人控制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的邏輯,去誘導人們滿足自身。它就像拉康所說的客體a,是一個空白的屏幕,在屏幕上人們可以投射各種慾望,慾望的邏輯就是要使自身保持為缺乏的狀態,永遠不能獲得滿足,同時又誘導著人們不斷去追求。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外在的必然性,而且是一種更為隱蔽的必然性。

 

馬克白的每個行動都能事前預見某種結果,例如:馬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將要殺死的是國王,而不是他人,並不像伊底帕斯那樣,不知眼前的人正是生父;馬克白是有預謀要殺死國王的,跟伊底帕斯在爭執中失手殺死父親的情況不同。因此,兩部悲劇的差異同時也涉及到行為和目的的關係。在《伊底帕斯王》中,存在著行動和目的不一致的情況。伊底帕斯的主觀意向不想要殺死自己的父親,與其在行動上殺死了父親這一客觀事實並不相符;然而在《馬克白》中,行動和目的總是一致的,馬克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弒君,就是要成為國王,這與他在行動上殺死國王是一致的。兩者在外在必然命運中的過程是相似的,均存在著一些外在的原因(《伊底帕斯王》的災禍,《馬克白》的預言引誘),只有在必然命運的具體表現上存在差異。在兩者各自代表的兩希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希伯來文明的宗教或神話中,皆可以找到這種具體差異的文化淵源和原始痕跡。

 

在古希臘神話中,諸神的懲罰更多是直接降臨的,人們若然冒犯天神,如對諸神不敬,沒有按照天神的要求獻祭等等……災禍是直接降臨人間的,以雷電、洪水等等各種天災、疾病(如《伊底帕斯王》中的瘟疫)、妖怪(如斯芬克斯),或者以詛咒的方式(如忒拜國王拉伊俄斯被兒子所殺)懲罰世人。在舊約聖經中,上帝創造了美好的伊甸園,但同時也創造了試探人類的分辨善惡樹,亞當和夏娃被蛇所引誘而犯罪,就像馬克白受到女巫和妻子的引誘和唆使一樣。上帝賜予人類自由的意志,甚至包括作惡的可能,亞當和夏娃,正是在無法抵抗誘惑的情況下走向犯罪。善惡樹的存在,代表上帝給予人類的某種可能性,作惡還是行善最終取決於人類能否經受試探和誘惑(從消極的一面看來,善惡樹的設立提供了人類犯罪的可能性)。女巫的預言同樣帶有某種試探性,她們告訴了馬克白成為國王的可能,但馬克白卻沒有經受得住權力的誘惑,從而選擇了弒君奪位的道路。

 

Oedipus Rex, Pier Paolo Pasolini, 1967

在舊約聖經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夏娃違反上帝吩咐的原因。她由於聽信了蛇的話,認為吃了善惡樹的果子後,便能擁有上帝般辨別善惡的能力,這是在挑戰上帝的權威,企圖達到上帝的地位(馬克白同樣在挑戰國王的權威,企圖成為國王)。從《馬克白》整部悲劇看來,馬克白及其妻子,不同程度地構成了馬克白內心的某種隱喻。當馬克白殺死國王,而感到驚慌恐懼,不知所措之時,妻子卻冷靜地為他處理好兇案現場。此時的馬克白代表著其內心的良知,妻子卻代表著追求權力的慾望。在悲劇的前半部分,馬克白一直受到妻子的引導而行兇,這時的馬克白是徘徊於良知責備以及權力慾望之間的。這在殺死班柯之後的表現尤為明顯,良知的譴責使馬克白看見班柯的鬼魂,而妻子卻在一旁不停地教訓和督促他,慾望儘管試圖去說服良知,但至此還沒有佔據主導的地位。

 

到了悲劇的後半部分,馬克白內心冷血和殘忍的一部分逐漸突顯出來,妻子的死亡反映了馬克白的內心已經完全被權力和慾望所驅使。向惡的部分不再以妻子的形象出現,而是完全蒙蔽了馬克白的內心,僅存的良知卻退居其次,隨著妻子的死亡而泯滅。馬克白妻子死前不斷洗手,卻無法洗去雙手血跡的表現,體現出基督教文化裡,每個人生來均有的原罪。洗不掉的血猶如耶穌基督的死亡,十字架上的血並未洗脫世人的罪惡(基督死後人類繼續作惡,原罪仍在),反而成為人類曾經作惡的鐵證。

 

綜觀整部《馬克白》,整個悲劇都看似是主人公一手造成的,但其實與《伊底帕斯王》一樣,一開始就設定了某種必然的命運,逼使主人公走向預定的軌道。兩者在某程度上具有一致的命運,都有某種必然無法避免的結局,但在《馬克白》中這表現的更加曲折晦澀,有趣的是,女巫的預言都以各種方式實現了,其中可能有馬克白本身的因素,但更多還是命運本身的必然走向。在結尾處,老國王鄧肯的兒子似乎繼承了蘇格蘭王位,這表面上違反了女巫的預言,但關於「班柯後人將會登上王位」的預言仍然有其實現的可能。班柯兒子雖沒有緊接著馬克白的滅亡而登上王位,但仍可能在將來成為蘇格蘭國王,結局並未排除這個可能性。而且從故事中的各種細節上推斷,如馬克白派去的殺手沒有成功殺死班柯的兒子,以及班柯八位後人的顯現等等,都似乎在不同程度上,隱約地暗示了預言將被實現的可能性。

 

馬克白與女巫相遇

故事中所有來自女巫的預言,至少是表面上,都被一一地實現了。馬克白所能主宰的只有要不要殺死國王(甚至無法證明,麥克白殺死國王是自由的選擇,還是命運的必然安排),至於殺死國王之前的考特領主之死,以及之後一系列無法被主人公所掌控的事情上——勃南森林的移動,戰敗後被剖腹子殺死等等,卻足以證實其既定的命運。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悲劇之所以能夠引起觀眾憐憫和恐懼的情緒,在於其描述了比平常人好一點的人的行動。正正因為比平常人好一點的人遠遠不是完美無瑕的,他們也會犯錯誤,這個錯誤卻導致人們需要承受本不屬於他們的巨大痛苦,如此一來便能使觀眾心生憐憫,憐憫主人公所遭受的不公平經歷。此外,由於他們只比平常人好一點,因此比較接近平凡人,對於大多數是平常人的觀眾來說,容易產生想象,是否有天會因為自己的一個錯誤而引發巨大的災難,這樣就成功地引起了恐懼。

 

這裡就涉及了更大的問題:《馬克白》好像違反了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定義,主人公馬克白即使在今天看來,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蛋」,壞人作惡不是罪有應得嗎?平常觀眾不會對壞蛋心生憐憫,這樣的大魔頭也難以令觀眾產生共鳴(平常人大多不至於那麼殘忍冷血),那麼它何以成為一部悲劇呢?只要深入觀察,便可發現馬克白不是生下來就成為一個大魔頭的。從出場時的設定看來,他是在平定叛亂和抵禦外敵入侵後,凱旋歸來的路上遇見女巫的,可以推斷出來,他為國家建立了一些戰功,要不然國王不會如此信任他(如毫無顧忌的在他城堡中過夜),如果沒有遇到女巫,沒有被預言迷惑,他本可能成為一個受人民愛戴的英雄。馬克白起初是在妻子的慫恿下殺死國王,甚至之後仍然受到良心的譴責,所以才看到班柯的鬼魂。

 

就這樣看著一個本可能成為英雄的人物,在女巫的誘惑和妻子的逼使下,逐漸轉變成為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從而誤入歧途,人們的憐憫之情便由此而生。加之,正因為人類均有原罪,均有作惡的能力,均容易被慾望所驅使,所以觀眾便會害怕哪天像馬克白一樣,經受不住慾望的引誘,從而犯錯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伊底帕斯王》與《馬克白》在本質上都繼承自同一個悲劇傳統,亦即繼承自以亞里士多德《詩學》為代表的古希臘悲劇理論,《馬克白》只是在此既有框架內的變體,其悲劇文化的根基仍然沒有與古希臘文明割裂開來。在保持古代傳統悲劇理論的基礎上,《麥克白》添加了更多創新的元素,從而進一步地發展了悲劇本身。然而,兩者在本質上都繼承自古希臘的悲劇文化,古希伯來文化的入侵更多是為近代的悲劇作品提供新元素,並沒有真正動搖古希臘悲劇理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