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找到真相的推理小說:談安部公房《箱男》|思兼

撰文:思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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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偵探小說的科學觀怎樣影響日本推理小說?〉提到偵探小說獨有的「科學社會理想」,「推理」這名字也反映著這點。與此同時,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二戰前後,由於對科學本身的質疑,當時偵探小說必須要揭露「真相」這點受到動搖。來到七十年代,由於社會派推理浪潮興起,以及反推理的傾向越趨明顯,催生出安部公房的奇特作品《箱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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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公房於1924年出生,原籍為北海道旭川市。他父親於東京行醫。其父後來到滿洲國任教,隨行的他成長大部分時間於滿洲國度過。1945年日本宣布太平洋戰爭無條件投降後,翌年安部公房「引揚歸鄉」,此後居於東京。在他的小說寫作生涯中從來談及過這段經歷。

 

安部公房曾有力問鼎諾貝爾文學獎。1994年時,大江健三郎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致辭時曾說:「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這個殊榮非他莫屬。」在2013年,日本讀賣新聞訪問當時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主席,亦曾經提及安部公房只差少少就得獎。在安部公房的寫作生涯中,因為他獨特的流徙經歷,存在主義、奇幻、超現實等寫作手法貫穿著他早期的文學作品。例如芥川獎得獎作《牆——S·卡爾馬氏的犯罪》(1951)就是類似卡夫卡《變形記》的故事,寫主人公變成一面會生長的牆的經過。此外,他在各種類型文學亦有建樹,尤其是科幻小說。他著有《R62號發明、鉛之卵》(1956)、《第四間冰期》(1959)等科幻小說,以及評論文章《科幻小說的流行》、《難以名狀的科幻小說》等。

 

《箱男》的坦白是種角色扮演嗎?

《箱男》則是他試驗推理小說的作品。此書於1973年寫成。「箱男」並不是故事主角的專名(proper name),而是泛指所有在「一個從頭上套下來,正好遮到腰部」的紙皮箱中生活、行動的人(群),同時也是敘事者的自稱。「箱男」代指在社會中低下階層的無名氏。隨著劇情發展,故事會出現多個曾經成為「箱男」的角色:包括一開始的箱男;以氣槍射擊箱男因而變成箱男的人,假裝箱男的人,以及假箱男的上司軍官。這處理模仿低下階層在社會裡面,總是以統整的社會問題、或者社群去被了解的狀態。

箱男想像示意圖

作為敘事者的「箱男」也知道,他必須要非常自覺寫作的狀態。他的日記其實也就是他對世界的供詞與遺書。正正因為他的身份處於這種匿名、與其他「箱男」混和的狀態,他對自己會留下的日記本應該寫甚麼相當自覺:他執著於「字跡沒有絲毫改變」,也向讀者坦白「寫的我與被寫的我之間令人不快的關係」。然而,在他極度想在寫作過程之中保持同一性,以及對讀者坦白的同時,他的日記就脫離了單純的記錄,而更接近文字/敘述的角色扮演;反而變得更不可信,讓人覺得他為了扮演別的「箱男」而要展現出某個角色。

 

故事後期偽箱男也加入這種扮演,他準備了與「箱男」一模一樣的筆記本。在故事中,他也加入了與一模一樣的啟首語,這啟首語在此書第一頁已出現過:

 

「這是一份關於箱男的記述/

我現在在紙箱中——是一個從頭上套下來,正好這道腰部的瓦楞紙箱——開始寫這份實錄。

此時此刻,箱男,也可以說是我本人。」

 

這章以寫作上極其罕見的第二人稱寫成。一開首就將讀者置換成偽箱男:「現在,你正在寫著供詞。」我們無法知道他在甚麼場景被盤問,可能是警察,可能是箱男對偽箱男的盤問,也有可能是箱男為了維持自己寫作的真確性的心理劇場。

 

故事有很大部分「箱男」的自述,而不是自白。有別於一般推理小說,故事中並沒有傳統推理小說中為讀者解說案件發展的偵探角色,換句話說:故事中並沒有真理。讀者變成推斷故事發展的唯一權威。有關查案的困境在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蘿莉塔》(Lolita)也有出現過,《蘿莉塔》這本書大部分是主角韓伯特自己的剖白,雖然他在文本內表達對《蘿莉塔》極為誠懇的感情,但正正因為這剖白同時也是他面對法庭審訊前的演練,這逼使我們除了扮演讀者外,還代表著潛在的法官與陪審團。

箱男走在日本街頭。

《箱男》對文體類型的挑戰

剛才提過「供詞」、「自白」等文體類型,我們可以見到安部公房透過再塑造「讀者-文本-敘事者(作者)」的關係,產生了相當有趣而狡猾的設定。對作者而言,其中一個最有效控制的方法正是文體類型。當中又以法律文本最讓人感受到當中的權力關係。當部分人把福柯(Michel Foucault)錯認為後現代主義的一部分時,他正正指出「論述」的構成本身就有各種方式限制文本可能的詮釋,指出文本意義的中心範圍仍然存在。

 

就以「供詞」這類法律文件為例,它建立、流傳的程序,以及取得的方法鞏固、或限制它的可信性:美國法律著名的「毒樹果實理論」強調,大部分透過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都可循此原則被排除。又例如在普通法法庭中,即使當事人可以自辯,但由於律師對於案例以及其判準熟悉,比一般人容易在論述遊戲中取得優勢,因此比較少人會選擇自辯。

 

因此,針對文本詮釋,我們或多或少受到它本身傳播的方式(媒體),以及它文本撰寫的方式(文體)所限。在上面提及過的供詞,〈C的供詞〉、〈C的故事〉、〈供詞續篇〉這個排列方法也令我們得知到C(雖然我們不肯定他是誰)正在對應著供詞捏造口供,這點也是針對著文本(論述)的特質才能出現的對應畫面。

 

上文談到「箱男」對自己是否能夠保持同一性非常自覺。這種自覺除了在他對自己筆跡的重視可見,亦在他對不同媒體與文體的操縱中反映。在〈有關封皮背面所貼照片的幾點補充說明〉中,他按照拍攝時間、拍攝地點、對於狙擊手身份的初步推測等欄目,點列式地逐項報告以求加強自己日記這本證供的可信性。在印刷本上,讀者甚至可以看到欄目與內文所用的字型並不一樣,可謂一絲不苟。

 

以日記本為中心的敘事亦影響我們判斷,在〈寫在其他紙上的三頁半補充〉中,我們或會憑藉對筆跡截然不同的態度判斷是否「箱男」,在那一章剛開始括號內寫著:「(不光是紙不同,由於第一次使用鋼筆,字跡也明顯不同。不過,反正會有甚麼人給謄寫到別的筆記本上,那樣一來,紙和字就能同一了,根本用不著太神經質。)」《箱男》這書很接近反推理小說的原因,正正是我們必須每次打開新的證據都要重新解謎,嘗試斷定文章是否出自「箱男」手筆,而沒有人會告訴你真正的答案。

 

連它都是箱男?!

故事到最後,敘事者說「因為線索多的話,真相也應該和線索的數量同樣多。」雖然「箱男」開始時拼命想要保持他的獨特性,以防被殺而無跡可尋。然而,小說最後一句「救護車的鳴笛聲越來越近」時,似乎有人遇害時,故事卻暗示他反過頭利用「箱男」匿名、無法區別的特性。社會中的完全犯罪正正在於匿名以及不信任,這才是《箱男》這小說讓人不寒而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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