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激進左翼政治哲學的主體規劃(二):巴迪歐與「事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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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茲米格·科西彥(Razmig Keucheyan)

作者簡介|法國巴黎-索邦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哈茲米格·科西彥(Razmig Keucheyan)

內容提要:重塑解放政治的革命主體是當代激進左翼理論的核心論題,洪席耶、巴迪歐、齊澤克從各自的政治哲學創構出發對這一總問題進行了探討。巴迪歐認為,主體的建構源於創生性事件,政治真理的普遍性存在於個體對事件的忠誠,基督復活事件使所有主體間的差異平等化,從而為一種普遍主義革命主體的生成提供了前提。

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巴迪歐(Alain Badiou)和齊澤克(Slavoj Zizek)均是當代最著名的批判理論家。洪席耶的《民主之恨》,巴迪歐的《薩科齊的意義》和《共產主義假設》,以及齊澤克的大多數著作——例如,《歡迎光臨真實荒漠》,其標題受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它自身又是源自布希亞的觀點)的啟發——都赫然出現在近些年社會科學領域的暢銷書單之中。這幾本書在他們艱澀的作品集中算是最容易理解的。它們與其作者的專業——哲學——或者(用巴迪歐的說法)「以政治性為前提的哲學」有關。被這三位思想家所吸引的讀者群體的規模表明,當今的批判理論在社會不同階層中都引起了反響,特別是在那些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中。

 

在向後結構主義轉型的當口,結構主義發生了一個「事件轉向」(turn to the event),也就是說,它使得社會現象的偶然性特徵日益被人們所重視。可以說,這一轉向肇始於傅柯1970年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講。隨後,在德里達和德勒茲的著作中得到了明顯的延續,二者都是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總體化」趨勢的批評者。

 

洪席耶和巴迪歐便是在這一歷史時期凸顯出來的。他們是20世紀60-70年代法國哲學家中的年輕代表。時間將會證明如此看待他們是否合適,或者也可以將他們視作不同於傅柯、阿圖塞、巴特、德勒茲和德希達的新一代思想家的首席代表。儘管如此,若是離開1968年的「五月風暴」及其理論後果,洪席耶的「無分之分」(即不屬於任何部分的那個部分,part of those with no part)理論與巴迪歐的「事件」(event)理論將無法被理解。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齊澤克,儘管更為間接。與洪席耶和巴迪歐相比,來自斯洛維尼亞的齊澤克更為年輕,他通過在法國學習並受某些代表人物——特別是拉康——的影響,也從屬於當代法國思想的語境之中。但是,齊澤克還屬於東歐世界,在其祖國處於「社會主義」時期,他一直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

 

哈茲米格·科西彥的專著《左半球:圖繪當今的批判理論》(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Verso, 2013)

阿蘭·巴迪歐:事件、忠誠、主體

 

在許多方面,巴迪歐的思想與洪席耶相似。這兩位哲學家的思想歷程也是類似的,從最初傾心阿圖塞式的結構主義——在那之前,巴迪歐還曾傾心於沙特,其影響至今可見——到與其最主要的決定論疏離,以及日益堅持政治進程中的偶然性。1968年「五月風暴」所表徵的事件對於這種轉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巴迪歐對「存在」(Being)與「事件」(Event)的區分,與洪席耶所闡述的「治安」與「政治」的對立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儘管如此,巴迪歐與洪席耶在許多方面也存在分歧。例如,前者對柏拉圖主義深表認同——柏拉圖主義的確有時令人困惑,但至少其顯著地致力於對常識(common sense)與「意見」的主導地位(the reign of “opinion”)的批判。洪席耶並不是為常識辯護,在他看來,常識構成了「治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並沒有將精力集中在「真理」這一備受指責的概念上,而巴迪歐則毫不猶豫地致力於此。後者明確區分了「真理」與「知識」,而這又是對阿圖塞的「科學」與「意識形態」之對立的回應。

 

巴迪歐,法國哲學家,歐洲研究院教授,是前高等師範學校哲學主席。與阿甘本和齊澤克一樣,巴迪歐是歐陸哲學部分反後現代主義的重要人物。

巴迪歐是哲學體系的創立者。在當代批判理論家中,他毫無疑問是唯一一位接受了這一古典哲學任務的人。巴迪歐詳盡闡釋的學說是一種「事件」理論。這一高度複雜的理論——在此無法充分地加以說明——主要體現在兩本大部頭的著作中,即《存在與事件》(1988)和《世界的邏輯》(2006),當然還得加上《主體理論》(1982)。它也貫穿於其他各種不同主題的著作之中,通常卷數更少且更易理解,如《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1997)、《倫理學:論惡的意識》(1993)和《世紀》(2005)。

 

巴迪歐的事件理論基於四個主要範疇:存在、事件、主體和忠誠。首先是存在。就其最基本的意義而言,它由純粹非組織化的「多」(multiples)所構成。這種「基本粒子」無法通過現代物理學或訴諸古典唯物主義加以研究。它們位於物質的「背後」,在這一意義上,存在所涉及的並非真正的實體,而是存在的形式屬性。對巴迪歐而言,基礎本體論不是別的,而是數學,這意味著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存在擁有一種形式化的生存方式。

 

正如巴迪歐所言,當「多」被結構化或「計數為一」時,它們便獲得了一種初級的本體論上的一致性。然後,它們轉化為「情勢」(situations),這是「多」的結構化「表像/再現」。現實(reality)的一致性因而依賴於計數的操作。這種操作被用以對抗原初的「真空」背景,因為被計數的「多」並非真正的實體(entity),它們只是當其被計數時才變成如此的。存在著無數「情勢」的範例:法國社會是一個,現代藝術是另一個,太陽系是第三個。當下情勢的集合指的是一種「情勢狀態」(state of the situation)。巴迪歐在這裡利用了「state」一詞的雙重含義,既指稱一種「結構」,也指涉政治意義上的「國家」。這使人想起洪席耶同樣以一種故意含糊的方式使用「治安」一詞,既指一種「可感物的分配」,又指確保維持現行律法和秩序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巴迪歐的學說可以被視作唯名論的一種激進形式。現實只有在其被計數或命名的意義上才存在。情勢狀態順從於作為實證知識的客體。後者與存在處於同樣的位置,參與其部分的計數。

 

《存在與事件》(1988)

可能發生的情況的是,存在突然被事件所中斷。巴迪歐在這裡用一個尼采的公式與二十世紀相連接,但其範圍更為普遍,事件「將世界歷史一分為二」。事件的範例多種多樣,從愛情的邂逅,到DNA結構的發現,從馬列維奇(Kasimir Maleyitch)的名畫《白上上白》,到俄國革命。更確切地說,存在四種「真理程式」(truth procedures)可能產生的領域:政治、科學、藝術和愛。在每一個真理程式中,就其與存在的關係而言,事件具有絕對的異質性;它是不可預測的,並且懸置了對構成它的「多」的計數。事件與非存在(non-being)一致,與情勢狀態中的那些不可計數者一致。正如巴迪歐所說:「事件的本質就是事先沒有任何徵兆,而且會以其恩典讓我們措手不及,不管我們多麼警覺。」【註1】法國大革命是一個事件的典型範例。我們知道這一過程在數年甚至數十年之前運行的全部細節——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我們可以調用它們,用以解釋其發生的前提。與此同時,這一事件依然不能化約為我們所擁有的與此相關的知識,即便是回溯性的。因為知識趨向於計數之前的情勢,儘管事件按照定義來說是「額外的」(supernumerary),但其本質是無法被計數的。在這一意義上,事件永遠不只是構成其過程的總和。

 

巴迪歐常常因其事件理論的「奇跡/超自然」特徵而備受指責。齊澤克甚至認為宗教啟示是巴迪歐的「隱秘範式」——即秘密支配其著作的模式。巴迪歐對聖保羅和通往大馬士革之路的反復援引則強化了這一假設。巴迪歐的事件是因果關係的創造者,但其自身並非出自任何指定的因果關係。這一論點的最大麻煩在於,它將導致任何策略上的反思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如何地不確定,策略的先決條件是選擇一種奠基於已就緒過程的行動話語。就事件是「多餘的」而言,任何這類選擇基本上是無根的。巴迪歐的事件理論是我們已經提及的當代批判理論特徵的深層範例——即策略思維的弱化或缺場。但是,指出如下這點是非常重要的,當巴迪歐的事件產生於「ex nihilo」(無中生有)時,這裡說的「無」(nothing)並非位於某種「超越」之地。它內在於情勢之中,情勢先於事件,而事件則因其依賴於原初的真空,又總是不融貫的和易變的。這樣,儘管它是不可預測的,但法國大革命這一事件在如下意義上揭示了古代政體的「真理」,後者的嚴重不平等特徵包含了它的萌芽。

 

馬列維奇(Kasimir Maleyitch)的《白上上白》

「主體」產生於事件。這是它的一種可能性結果,但並不意味著機械地在其後產生。彼得·荷華德(Peter Hallward)是一部討論巴迪歐思想的權威著作的作者,他將巴迪歐的主體定義為「一種通過對真理的宣稱而構造的個體」。暴露於事件的個體被形塑為主體——換句話說,她在事件的前提下經歷了一個主體化的過程。對巴迪歐來說,主體化(至少)具有兩個特徵。第一,它是集體的。更確切地說,巴迪歐認為,源自政治事件的主體化始終是集體的。在「真理程式」發生的其他領域,比如藝術或科學,則可能並非如此。而且,主體化並沒有預設任何前定的人類本質。它緊隨事件之後,並且包含這樣一種決斷,即個體部分保持對事件的忠誠。這就是巴迪歐稱之為作為「規劃」的人(man as programme)的定義——換句話說,始終是開放的和來臨中的。在這裡,巴迪歐重新走向他的兩位老師——沙特和阿圖塞。前者關於「存在先於本質」的命題認為,人類建構了自身的本質,而此時,他們已然存在於世。對巴迪歐而言,這種建構的實施始終處於創生性事件的陰影之下。「作為規劃的人」這一概念也涉及阿圖塞「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這表徵著對人道主義本質論(巴迪歐稱之為「動物性人道主義」)的激進批判。於是,巴迪歐寫道:「人的實現不是作為一種完成,或一種結果,而是作為一種自身的缺場,同他之所是相撕裂,而且正是這種撕裂構成了每一創新性崇高的基礎。」【註2】

 

巴迪歐學說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事件只能通過主體從其內部加以辨識。這也就暗示了一種作為事件的事件(an event qua event)的存在——而且並非只是一系列可理解的因果性事實——總是不確定的,它需要通過一種必然的主體性命名行動方才得以完成。這種命名行動,巴迪歐稱之為「闡釋性介入」,它被定義為「這樣一種程式,借由它,多被承認為一個事件」。這正是巴迪歐體系的第四個基本範疇——忠誠——所起的作用:

 

一個事件是絕對不能共用的,即便我們從事件中得出的真理是普遍的,因為對事件的認識與政治決斷是純粹一致的。政治是危險的、激進的,而且在自我設定的指令下,總是不分彼此,忠實於事件的獨異性。政治真理的普遍性源自這樣的忠誠,像所有真理一樣,在知識形式中,它是可以反過來辨識的。當然,政治可以在這一點上被思考——它允許(即便在事件之後)把握其真理。這是其行動者的點,而不是其觀眾的點。【註3】

 

《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

「忠誠」的觀念在巴迪歐那裡無所不在。這將其置於神學思想的傳統之中,有時具有「信仰主義」(fideism)的特徵,就與超越性的關係而言,他將信仰行動視作構成性的。特土良(Tertullian)的「因為荒謬,我才相信」是最為激進的表達,他認為,理性越是反對它,對上帝的信仰就越可信。其他屬於這一傳統的思想家還有帕斯卡(Blaise Pascal)、齊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和克勞德爾(Paul Claudel),這三位也曾被巴迪歐頻繁地援引。一旦忠誠被視為核心,則反之亦然——換句話說,背信或拋棄也是如此。在一次關於《世界的邏輯》一書的研討會上,巴迪歐聲稱,許多當年的參與者對1968年「五月風暴」的否定是他對這一事件進行反思的真正誘因。

 

對巴迪歐而言,真正的主體只存在於對事件的忠誠之中。這就意味著,許多個體從未成為真正的主體,要麼因為他們從未有機會暴露在某一事件當中,要麼因為雖然暴露在一個事件中,但他們沒有對其表示忠誠。這是巴迪歐思想中最為貴族式或尼采式的面向,只為一小部分個體保留了主體的地位。關於這一著作,從來不乏批評者,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對他的這種貴族主義(aristocratism)進行了批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對巴迪歐來說,每個人,不論其出身如何,都有能力被事件所抓住並經歷一個主體化的過程。那就是說,巴迪歐的事件,就像產生於其中的主體,具有稀缺性特徵。它們在性質上總是例外的。

 

巴迪歐是一位主張普遍性的思想家,但這種普遍性卻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普遍性。聖保羅(巴迪歐將其視為普遍主義的奠基者)在《加拉太書》中宣告了那個著名的公式:「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基督復活事件懸置了差異,並帶來了使所有條件平等化的「同類的多樣性」。這並沒有阻止保羅成為實用主義者,並且顯示出一種將不同的基督教團體——其統一性正是他所致力於維持的——之間的差別置之度外的包容之心。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基督復活事件廢除了同一性,並由此產生了一種針對所有人的普遍主義。另一方面,要接近巴迪歐式的普遍性,必須通過一種主體化的路線。在這位哲人看來,真理總是戰鬥性的;而非這樣一種情形:真理就其自身而言是有效的,隨後便被採納並被堅定的信徒所傳播。對巴迪歐而言,真理只因其自身的戰鬥性而存在。這位哲人拒絕了流行於當今「後現代」潮流中的相對主義。根據後者,像「真理」或「普遍性」等概念往好裡說是虛妄的,往壞裡說簡直就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同謀。在巴迪歐看來,它們與此不同。儘管如此,在《世界的邏輯》中得以進一步發展的普遍主義則將關鍵作用歸之於主體性。後者非但不是普遍性得以發生的束縛,反而是其可能性的前提。

 

聖保羅

在巴迪歐看來,「政黨形式」已被廢除。在二十世紀,革命政治採取了政黨的形式,旨在與國家在其基礎之上展開戰鬥,奪取國家的控制權,並將其消滅。這一戰略圖式最終指向了二十世紀的中心,巴迪歐稱之為「戰爭的範式」。這位哲人聲稱:「二十世紀兌現了十九世紀的許諾。19世紀構想的東西,在20世紀得到了實現。」【註4】問題在於,此時此地對先前夢想的實現所導致的卻是殘酷的現實。在革命黨將其自身「常規化」並成為「黨—國」(party-states)之前,他們犯下了前所未有的暴行。今天,關鍵的問題在於:沒有政黨的革命政治是否可能?巴迪歐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不為革命自發性地放任發展而辯護。無黨派政治並不代表沒有組織的政治,而是指這種政治與國家沒有任何關聯。巴迪歐因此拒絕參加選舉,而且已經放棄了盛行於革命左翼中的列寧主義範式,其主要特徵是通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

 

巴迪歐認為,在社會轉型的新主體中,勤勞的無證之人(travailleurs sans-papiers)將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不僅是發達國家中的非法移民,而且還有諸如非法移居到城市的中國農民。非法移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全部矛盾,而且——對巴迪歐而言——在那種意義上是不可調和的。富國為了降低勞動成本和規訓勞動力不得不暗中雇傭他們。與此同時,它們不斷地強化邊界控制,並安排包機將其遣返,這一點對移民潮的規模和方向影響甚微。支持非法移民的鬥爭因此實際上加劇了矛盾,而這是資本主義內在固有的,從而加劇了其不穩定性。

 

註釋:

【註1】Alain Badiou, Saint Paul: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trans.Ray Brassie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1.

【註2】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trans.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7, p.92.

【註3】Alain Badiou, Metapolitics, trans.Jason Bak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23.

【註4】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trans.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7, p.19.

 

原文出自|《左半球:圖繪當今的批判理論》(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Verso, 2013)

譯文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3期

譯者|孫海洋

譯者簡介|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轉載自|新大眾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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