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松孝二《天使的恍惚》:社運 X 炸彈 X 性 | 黎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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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子元,01哲學主編。主編文章總編集

 

前面的文章已經談論了若松孝二的三部電影:《胎兒密獵時》(1966)《被侵犯的白衣》(1967)《完全飼育6:赤色殺意》(2004),嘗試藉助精神分析理論,圍繞著「男人為何對女人殘暴?」的問題思索答案,構成了「男人(強迫症)篇」。接下來的文章打算繼續處理導演的另外三部電影:《現代好色傳:慾望的季節》(1969)、《性賊》(1970)、《天使的恍惚》(1972)。它們都製作於上個世紀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正是日本社會運動邁向極端、即將步入衰退之際。 

 

若松孝二曾與基進的左翼社運分子過從甚密,這批作品可以視為他在同期對於左翼運動尤其是「直接行動」與「武裝革命」思想脈絡的描繪與反省。對於自身的批判理應更加兇狠一些!導演也許是從親身經歷中取材,也許是將當時在社會上流傳之事加工創作、塑造典型,總之把左翼運動的種種問題和困境相當尖銳地給提了出來。從本文開始,我們嘗試進入由若松孝二電影揭露的問題群,並把焦點集中於此:「左翼青年如何成了失敗者?」,探問投身政治鬥爭的日本年青人(二十至三十歲群體)如何從社運浪潮走向狂熱、暴力與過量,走向左翼運動的失敗,是謂「政治篇」。 

 

我的電影之所以是政治的,很大一部分理由是我還沒有下定決心上街去丟手榴彈。
——若松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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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描述一下那個日本社會運動如火如荼的年代吧。 

 

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正是處於經濟高速增長、大眾擁抱池田勇人內閣「國民所得倍增」政策的時期,同時卻也是年青人對趨向物質富裕的社會變化產生懷疑、學生政治運動風起雲湧的檔口。反對日美安保、反對越戰、要求美軍歸還沖繩、反對大學學費上漲等等,是當時社運關注的主要議題。日本社運到1968年達至白熱化,與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毛主義與左翼思潮席捲全球的國際環境相互激蕩。  

 

雖然陶醉於日常消費的大眾對年青人的訴求未必感同身受,也造成了世代分裂與學生運動的孤立無援,然而縱觀整個六十年代,哪怕抗爭手段日趨激烈,年青人始終保持了為理想而奮鬥的正面形象。但是就在六〇年代末, 隨著「直接行動」與「武裝鬥爭」思想冒起,運動內部不同路線的派系之間殘酷爭鬥與動用私刑成風,在媒體報道和公眾心中的運動形象於是朝向負面轉變,讓運動喪失了輿論支持與募款能力。 

 

自1968年6月東京大學學生發起罷課,佔據講堂、封鎖校園,至1969年1月以警視廳動用機動隊強行解除封鎖告終(遭受學生用石頭、汽油彈作出激烈抵抗)的「東大紛爭」,又稱「安田講堂攻防戰」,預示著六〇年代的社運到達頂峰,隨即開始步入衰退。值此關鍵時刻,部分運動領袖認為必須以更激進的抗爭手段力挽狂瀾,於是出現了建立武裝部隊向政府全面開戰的鬥爭路線,從運動中分離出極左翼團體,即「赤軍」武裝組織,最終在七〇年代初釀成「淺間山莊事件」,組織內部私刑殘害同志的行徑公之於眾,對社運群體造成沉重心靈創傷,標誌日本社運史武裝抗爭階段終結。 

 

在這十年社會運動期間,年青人經歷了怎樣的思想轉變?他們內心苦惱的是什麼?哪些現實條件,怎樣的邏輯推演,導致部分年青人不得不轉入武裝鬥爭路線?他們又為何對同志展開攻擊與迫害?從年青人的內心世界入手,也許是一條思索六〇年代日本左翼運動失敗的進路。而若松孝二的電影則將我們的思索對象從宏觀論述引向微觀運作,從運動步入衰退之際年青人日常生存的秋毫之末,曝露運動歷史與年青人生命中的莫大之事。本文嘗試提出以下問題:也許並非因為基進左翼青年實施暴力,所以運動失敗了,反倒是因為運動和理想失敗了,他們才不得不如此暴力?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緩解內心失落的暴力手段,除了炸彈,還有性。 

 

 

《性賊》:無能的左翼社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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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賊》的故事正是從運動轉向低潮、警察加緊搜捕社運青年開始。一個社運青年團體儘管奪取警員配槍成功逃脫搜捕,卻隨即陷入不知下一步該往何方去的迷茫,只能流徙匿藏、等待指示。其間,所有男成員輪流與唯一一位女成員綠子做愛。在接納每一個男人時,女人口中都喊著「我們一定會勝利」,如同「充權」儀式一般。打著我們是「玫瑰色軍隊」的旗號,男人便毫無顧忌地對女人執行起這項「團體慣例」。無事可做時一會兒唱著淫詞艷曲,一會兒又唱起國際歌,以此度過空虛無聊的時光。他們平日滿口說著「革命」與「戰爭」的詞彙,當看到同伴被捕的新聞,又馬上說我們是無辜的,什麼都沒幹,不會被逮捕。 

 

與社運青年困頓、無力的精神狀態形成對比的,則是在逃脫搜捕當晚偶然混入團體的青年「鈴木」。這個背景不明的外來者,矮小瘦弱、其貌不揚,甚至後來被發現還陽痿不舉,卻能夠在社運青年打算把奪取的警察配槍扔掉時作出果敢判斷將槍留下,能夠經受團體質疑他是否警察間諜而施予的拷打審問,能夠順利引領眾人轉移到適合的隱蔽地點,每日花錢提供食物和帶來外部資訊。更神秘的是,當第二天的報紙報道市區發生爆炸事件的前一晚,這個「鈴木」總會不知所蹤。而他總是憨厚地回答質詢,說自己是一個小偷,被逼問後暗示曾放火燒毀工廠。 

 

社運青年團體內部既因為鬥爭路線分歧而關係緊張、隨時內訌分裂,同時又因為無聊與恐懼,憤怒與痛苦,因為試圖對外訴諸暴力而不得,無能到了只好和女人做愛而其他事情一概做不成的地步,得以連成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結局就是遭成員出賣、被警察逮捕。至於在青年團體成員眼中看起來如廢物一般的鈴木,才是真正往政府設施投放了炸彈的行動者和恐怖主義者。他最後成功從警察對他的圍捕中脫身,還將一眾警察及那個叛徒——他其實正是團體的領袖——全部開槍擊斃。 

 

電影藉助「小偷·鈴木」揭示出這批滿口革命、戰爭詞彙的社運青年,其實根本不具備能把他們口中每日念叨的事情做成的生猛野性與執行能力。同時他們也對其他社會階層毫無認識,並沒有跟例如社會底層、邊緣人群連結成抗爭聯盟的意識。通過鈴木之手,槍決曾經的領袖、如今協助警察抓捕同伴的叛徒,更是對這種社運中並不乏見的變節者進行大加鞭撻吧。電影的尖銳批判甚至指向了「中央」。左翼青年們窩在破舊的小房間裡等待中央指示,期間只好不停做愛,然而最後等到的是「中央」更為虛妄的指令:放棄日本,發動世界革命。負責傳遞指令的另一個女人也被男人們摁倒在地——理想都遙不可及,能做的事情就只有性了。 

 

 

《天使的恍惚》:投炸彈吧!奔赴我們自己的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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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賊》中充滿無力感的左翼社運青年不同,《天使的恍惚》描繪了一批真正走武裝鬥爭路線的社運分子。那麼作為直接行動者的他們又遇到了什麼苦惱的事情呢?那便是背叛與拋棄,而且是雙重的——來自組織,也來自情人,這迫使他們在絕境中必須做出最終抉擇。帶領一支武裝小分隊的「十月」(吉澤健飾演)隸屬於組織領導「秋」,而秋同時又是他的情人。這種微妙關係揭示出一種由雙重原理來決定的組織結構:一方面是紀律,另一方面則是愛慾。而秋跟她的男性上級也構成這樣的關係? 

 

十月領著分隊潛入美軍基地,盜走多箱炸藥,卻付出半數隊員犧牲的慘痛代價,他自己也在爆炸中雙目受傷而失明。隊員「星期五」(橫山真理子飾演)和「星期一」沒有救援,卻驅車帶著炸藥逃離現場。隨後另一部組「冬」的隊伍闖入二人家宅,不惜通過拷打逼供、殘害身體,從他們手上奪走了炸藥,聲稱這是上級命令,更宣誓他們定要炸毀目標的意志。雪上加霜的是,十月分隊僅存的四人(年紀最小的「星期六」更是秋以自己肉體來操控、派到分隊的間諜),接到組織指示,面臨解散與整編。而發生的一切,在十月看來,既是組織對分隊的背叛與拋棄,也是秋對他個人的背叛與拋棄。再加上雙目失明,他於是陷入無力與痛苦當中。 

 

電影藉十月分隊的困境,揭示在「武裝鬥爭」思想下拿起槍桿子的社運青年所面對的殘酷現實。一方面,殘酷是來自外部環境的,他們要執行諸如潛入美軍基地盜取武器、與敵軍交火、炸毀指定目標等賭上自身生命的艱巨任務。而另一方面,也是更讓人陷入徹底絕望的殘酷,那就是組織內部的殘酷。一旦採取了武裝鬥爭路線,社運組織就將自身推到了為達目的必須不擇手段的絕境。而不擇手段也包括了殘酷對待同志,將其視為達成計劃的棋子而非真切存在的個人。於是,被背叛與拋棄的同志就成了為大義而不得不作的犧牲。由此理性邏輯更會推導出非理性的過量慾望,驅動組織內部殘害同志的事件發生。 

 

被冬的隊伍拷打之後,星期五和星期一認識到十月分隊與整體組織之間的差別(我們永遠都不會互相鬥爭,我們比一家人還親),意識到自身被組織視作棄子的地位(對組織來說我們是什麼啊?),進而質問:革命戰士必須是這個組織的戰士嗎?他們的回答是:我們就是我們,我們是一群要建立自己世界的人。而十月熬過了無力與痛苦,在絕境中做出最終抉擇,宣佈:十月的戰士開始戰鬥了,所有人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我們要搗毀這個錯誤的未來,哪怕沒有明天也要戰鬥。他意識到,在組織的規訓與命令之外,每一個隊員也有自己要達成的任務,也有自己的戰場。東京既是組織的戰場,也是「我們的戰場」,沒有人能夠阻止個人的意志與行動。 

 

十月沒有接受將小分隊解散與整編的指令,沒有像往常那樣在歌廳與領導碰頭交換訊息,然後和她做愛。缺席表示他與秋徹底決裂,她企圖束縛他的計謀失敗,這讓女人陷入了瘋狂,反過來視十月為先驅,覺悟到人是可以自己反抗而從來不需要組織的命令。缺席也意味著十月分隊違反了紀律,叛離了組織。十月不再跟隨組織的計劃,不再擔任領導,他解散小分隊,將炸藥分發完畢後,四人便奔赴各自的最前線,迎向各自的終末時刻。星期五和星期一在東京發動無差別炸彈襲擊,星期六也學會如何決斷,瞄準自己的目標揚長而去,至於失明的十月,如同神跡一般,竟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行走自如,帶著炸彈不知正趕往何處。 

 

電影用一段節奏明快、時空交疊的剪輯,展現了星期五和星期一在東京向各處投放炸彈的爆炸畫面,掃除了整部電影陰沉與鬱悶的氛圍,將隊員內心長久的不安與失落一下子釋放出來。這個段落也顯示出電影除了社運、炸彈和性,還有第四要素:爵士樂,將這個時代人們敏感、脆弱而又緊繃、跳脫的神經症徵狀極力地顯露出來。而電影開篇由歌姬/星期五完整演唱的那首《在寂靜的最前線》,也唱出了左翼社運青年內心真實情感而在人們心間迴響——這首歌的歌詞由電影編劇出口出親自撰寫。 

 

然而就在內心釋放的同時,這些炸彈爆炸的畫面也標誌日本六〇年代左翼社會運動的失敗:一場年青人以變革社會為宗旨的社會運動,最終不得不轉變為個人主義的無差別恐怖襲擊,說明這場運動已經沒有別的出路。 而一旦開啟就只能越發激烈的暴力,只是運動失敗造成的結果。以暴力作為回應失敗的手段,也許與投出的炸彈爆炸同等效力的,是性愛的高潮——甚至就像十月和星期五相互慰藉那樣,未必是做愛,只需要高潮。炸彈和性,兩者都帶來激蕩、恍惚、狂喜(影片英文名用了「ecstasy」這個詞),然而都不過是殘酷的社會運動中片刻的刺激而已。 

 

下一篇文章將接著思索六〇年代日本左翼運動的失敗,藉助若松孝二的另一部電影《現代好色傳:慾望的季節》,圍繞「日常性」問題,檢視當時影響左翼社會運動和日本年青人頗深的「重新探尋日常生活方式」思想,在向外革命而不得的時刻,如何自內部——既是內心,也是組織內部——牽動著運動與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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