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法蘭西斯・福山推遲了歷史的終結(下)

撰文:轉載
出版:更新:

作者|Louis Menand
翻譯|史慶
法意導言:
2018年9月3日,《紐約客》雜誌官網刊登了其特約撰稿人路易士・梅南德(Louis Menand)的一篇文章,題為〈法蘭西斯・福山推遲了歷史的終結〉。文中,與福山同齡的梅南德通過步步挖掘福山1989年〈歷史的終結?〉一文的創作背景,同時追溯其主要參考座標柏拉圖和科耶夫的思想,不僅從源頭上批判了其「不同身份群體對認同的欲求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威脅」的觀點,還質疑了其「歷史的終結」背後的方法論。他認為,福山對「認同的欲求」這一論點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其在〈歷史的終結?〉中對自由主義所使用的策略——使其普世化,而福山的主要問題也出在其一以貫之的「驚人的自我麻痹假設」——西方思想是普世思想。在當今時代背景下,福山在不斷推遲歷史的終結。

三、

來源不是黑格爾。正如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明確指出的那樣,他採用的是黑格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種解釋,這種解釋源自一個半不知名的知識投機者,名叫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50年後,科耶夫的想法進入了華盛頓的政策期刊,這是一個知識份子搶椅子遊戲中的不同尋常的故事。

 

1922年的科耶夫

 

1902年,科耶夫出生於一個富裕的莫斯科家庭,他在一個有教養的環境中長大。畫家瓦西里・康丁斯基是他的一個叔叔。科耶夫則是一個令人驚異的知識份子;在他十八歲的時候,他能說流利的俄語、德語、法語和英語,還能讀懂拉丁語。後來,他為研究佛教學習了梵語、漢語和藏語。1918年,他因為某種黑市交易而入獄。在他出獄後,他和一個朋友設法穿越了封閉的蘇聯邊境進入波蘭,在那裡他們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短暫入獄。在波蘭當局的鼓動下,科耶夫離開去了德國。他與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在海德堡大學學習哲學,並在德國魏瑪共和國活成了一個享樂主義者。1926年,他搬到了巴黎,在那裡他繼續過著奢侈生活,同時寫了一篇關於量子物理學的論文。

 

科耶夫將他繼承的遺產投資於一家法國公司,該公司生產的是樂芝牛(La Vache Qui Rit)乳酪,但他在股市暴跌中失去了一切。1933年,為獲得收入,他接受了一個朋友的邀請,參加了法國高等研究院的一個關於黑格爾的研討會,一上就是六年。

 

 

 

 

科耶夫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講座筆記的英文譯本,由艾倫・布魯姆安排出版,布魯姆是福山在康乃爾大學大一時希臘哲學課的導師


科耶夫的周圍的人似乎把他看作是一個魔術師。在黑格爾研討會上,他只教授了一本《精神現象學》,這本書於1807年首次出版。他會用德語大聲朗讀一段話(這本書還沒有被翻譯成法語),然後用一種完美的法語(帶著迷人的斯拉夫口音)即興提供自己的評論。人們發現他能言善辯、才華橫溢、魅力無限。入學人數很少,大約有20人,但一些未來的知識界名人,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和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要麼參加了這個課程,要麼就在旁聽。

 

對科耶夫來說,黑格爾的「現象學」的關鍵概念是承認。人類想要他人的承認,以使自己變得自覺——認識自己是一個自主的個體。正如科耶夫所言,人欲求本身,以及他們所欲望之事物,要麼是他人所欲望之事物,要麼是他人的欲求本身。「人類歷史」,他談道,「是欲望渴求的歷史」。讓這一切變得複雜的是,在爭取認可的鬥爭中,有贏家和輸家。黑格爾所使用的術語可以被翻譯成領主和農奴,但也可以被翻譯成主人和奴隸,後者是科耶夫所使用的術語。主人贏得了對奴隸的認可,但他的滿足是空虛的,因為他不承認奴隸是人。奴隸,由於缺乏主人的認可,必須以另一種方法尋求它。

 

科耶夫認為另一種方法是通過勞動。奴隸通過勞作實現了自我意識,把自然界變成了人類世界。但是奴隸首先是因為主人拒絕承認他而被趕去勞動。這種「主人—奴隸辯證法」是人類歷史的發動機,人類歷史在不再有主人或奴隸的情況下走向終結,所有人都得到平等的認可。


這正是馬克思所採納的將歷史描述為階級鬥爭史的觀點。這場鬥爭也有贏家和輸家,其倒數第二階段是資產所有者(資產階級)和工人(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隨著資本主義的瓦解和一個無階級社會——共產主義的到來,這場鬥爭終將會結束。科耶夫戲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聽他講話的人會將其理解為他的評論的潛臺詞。認可的平等是歷史的目標,無論這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平等還是自由的平等。人們會以尊嚴和自尊的名義停止互相殘殺,生活可能會很無聊。

 

戰爭結束後,科耶夫的講座被整理為一本《黑格爾導讀》,這本書在法國多次再版。那時,他已經停止了教學,成為了法國經濟事務部的一名官員,且在建立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和歐洲經濟共同體之時扮演了有影響力的幕後角色,也成為了日後歐盟,也即共同市場化的先驅。他也愛說自己負責終結了歷史。

 

艾倫・布魯姆

 

1953年,當時是芝加哥大學研究生的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在科耶夫位於巴黎的辦公室與他見了面。(這種聯繫大概是通過移民政治理論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他當時在芝加哥教書,並與科耶夫進行了長時間的通信。)「我被吸引了」,布魯姆後來說。他開始與科耶夫一道研究,一直持續到1968年科耶夫去世。1969年,布魯姆安排出版了其黑格爾講座筆記的第一個英文譯本,並作了介紹。他當時是康乃爾大學的教授。

 

1970年,福山作為一名新生進入康乃爾大學。他住在特路來之家(Telluride House),這是一個為學生和教師精心挑選的學術社團,布魯姆則住在當地。福山參加了布魯姆關於希臘哲學的大一課程,根據阿特拉斯的說法,他和布魯姆「在所有的時間裡都在一起吃飯、談論哲學」。

 

碰巧的是,這是布魯姆在康乃爾大學的最後一年。他因厭惡政府處理來自非裔美國人社區的武裝學生佔領大學大樓的方式而辭職。福山於1974年畢業,獲得了古典文學學位。在詳細注解了耶魯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後,他的研究領域轉變為政治學,並在哈佛大學獲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他於1979年畢業,去了蘭德。

 

那時,布魯姆又回到了芝加哥大學作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教授。1982年,他在小威廉・法蘭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國家評論》中發表了一篇關於高等教育狀況的文章。他不認為情況很好。在他的朋友索爾・貝洛(Saul Bellow)的鼓勵下,他決定把這篇文章寫成一本書。這本《美國精神的終結》(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由西蒙與舒斯特公司在1987年2月出版,從此掀起了一場針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未曾停歇的批評運動。

 

《美國精神的終結》即是一個大書卷主義者(Great Booksist)試圖解釋文化相對主義的興起,而布魯姆認為這是美國高等教育的禍根。西蒙與舒斯特公司幾乎沒有人對銷售抱有很大的希望。有一個可能是杜撰的故事,當負責這本書簽約的編輯歐文・格萊克斯(Erwin Glikes)準備跳槽去自由出版社時,他曾被邀請帶著布魯姆的書,該書當時尚未出版,但他拒絕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將錯過那十年的一個出版現象。開始緩慢,但此後《美國精神的終結》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的第一位,並保持了兩個半月。到1988年3月,它僅在美國就售出了100萬本精裝本。它使布魯姆成為有錢人。


就是布魯姆和芝加哥的另一位教授彌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邀請福山在1989年2月發表這場關於國際關係的演講。如果福山還未曾考慮過這個問題,那麼很容易想像他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在這種情況下,談一些科耶夫可能會引起大家的興趣。


 
四、

當〈歷史的終結?〉在那年夏天排進《國家利益》,布魯姆成為了新保守主義天空中的一顆明星,而他也是該雜誌為這篇文章所安排的六名點評人中的第一位。布魯姆稱讚其「膽大而機智」。也許是聽到了風聲,格萊克斯資助了福山6萬美元,讓他將文章寫成一本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於1992年由自由出版社出版。

 

這本書是暢銷書,但不是很厚,也許是因為冷戰結束後的興奮感已經降溫。福山也花了時間完成這本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不是一篇關於血清素的期刊文章。它對這篇文章在《國家利益》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深思熟慮的研究,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血氣,且佔據了該書的大部分內容。許多《身份》中的問題是對福山在那時已經說過的話的回顧。

 

除了科耶夫以外,其他作家也都強調了承認的重要性。例如,加拿大哲學家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著有《自我的根源》(The Sources of the Self),該書出版於1989年,與〈歷史的終結?〉同年。他認為,現代的自我意識涉及到一種文化上的轉變,從少數人的榮譽概念,到所有人都渴望的尊嚴概念。1992年,在「認同的政治」這篇文章中,泰勒分析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出現,就像福山在《身份》中所解釋的那樣。(泰勒也是一位黑格爾專家。)福山承認,身份政治做了一些好事,他說,右翼人士誇大了政治正確性的普遍性和平權運動的效果。他還認為,左派人士已經沉迷於文化和認同政治,並放棄了社會政策。但他自己的政策建議卻出奇的少。

 

《紐約客》雜誌2018年9月3日刊封面

 

他對多元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這些自由主義者通常採用的適應多樣性的解決方案毫無興趣。例如,泰勒一直支持魁北克人的權利,想通過法律保護他們省內的法語文化。福山承認,人們需要一種民族認同感,不管是種族的還是宗教的,但除此之外,他仍然是一個同化主義者和一個普遍主義者。他想要消除分歧,而不是保護他們。他建議採取一些措施,比如強制性的國民兵役要求,以及為移民設計更有意義的入籍途徑。

 

不幸的是,福山將他的權威靠在了元歷史的主張上。在其他的書中——特別是《大分裂》(1999),《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兩卷的世界史以及《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他區分了文明的差異,並運用經驗資料來解釋社會趨勢。但是,在理解當代政治的過程中,血氣是一種非常笨拙的工具。

 

區分那些最終不想讓差異變得重要的人,就像那些參與 #MeToo 和黑人平權運動的人,以及那些最終希望差異變得重要的人,比如 ISIS 武裝分子、英國退歐選民以及分離主義民族主義者,這難道不是很重要嗎?那麼,那些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移民的人,但對墨西哥移民待遇感到憤怒的人又是怎麼想的呢?美國黑人冒著生命危險爭取公民權利,但美國白人也是如此。蘇格拉底如何對這種行為進行分類?借助於血氣嗎?

 

這將也是一件好事:將「如果當前趨勢持續」這種線性的、仿佛將朝著某種穩定狀態穩步發展的歷史概念,替換為黑格爾和科耶夫事實上使用的辯證歷史觀。目前的趨勢不會持續。他們會在社會基本面上「反彈」和「轉手」。人們今天所接受的身份是他們的後代明天想要逃離的身份。歷史是永無止境的翻筋斗。這就是為甚麼它如此難以書寫,又如此難以預測。除非你運氣好。

 

 

* 本文編譯自文章:Francis Fukuyama Postpone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3 2018.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經01哲學編輯,並補譯被省略的原文

 

 

《01哲學》,哲學入門,深入淺出,更好地理解,更好的邏輯。
立即下載《香港01》App: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