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Sloterdijk|《八十日環遊世界》與旅行的意義【技術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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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

譯者|常晅

編譯|唐晉濱

 

說到全球化的交通意味著甚麼,它的意義又如何,恐怕沒有人比朱爾・凡爾納(Jules Verne)1874年的小說《八十日環遊世界》用更準確與富娛樂性的方式,直觀地加以呈現。這本書以一種彷彿會疾馳的膚淺,為我們提供現代進程作為交通計劃的一張快照(snapshot)。它展示一個准-歷史-哲學(quasi-historical-philosophical)的命題:現代的眾多狀況,其目的似乎在於要在全球的尺度使交通瑣碎化。只有在一個全球化了的地點性空間(a globalized locational space)內,才能應對新的機動性需求作組織,無論是乘客的流動還是貨物的運輸,都建立在一種靜默的重複運作之上。交通是往復運動的典型。當長距離交通也擴展為一種可靠的機制後,環遊世界究竟是往哪個方向來進行,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了。

 

凡爾納《八十日環遊世界》

 

出於多種外在條件,促使凡爾納筆下的主人公英國紳士斐利亞・福克(Phileas Fogg)與他不幸的法國僕從帕斯帕杜(Passepartout),以東方的路線展開他們八十天環球之旅。這趟旅程的開端只有一個理由:南亞次大陸上的大印度半島鐵路最後一段建成並開通,因此從柔佐(Rothal)到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的行程縮短至三天,倫敦一家日報的記者為此寫了一篇極具挑釁意味的報道。這促使福克跟他在改良社(the Reform Club)的牌友們打賭【是否可能在八十天內環遊世界一周】。從根本上說,福克和他俱樂部的朋友們圍繞的問題,是旅遊系統理論上的承諾,能否在實踐上實現。《晨報》(Morning Chronicle)上那篇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文章包含了一個時間表,旅行者可以根據它來預估從倫敦出發,環遊世界,並重新回到倫敦的時間──在這裡其實不必強調,在那個時代,不列顛首都倫敦乃是當時各個地點的中心,大部分的船隻和商品是從那裡出發,踏上前往世界各地的航程。這次行程時間的預估,是建立在以向東方航行的方法來環繞世界的基礎上,這不僅出於英國人對於作為英聯邦的印度習以為常的好感,也因為一個當時的命題(topos):自1869年開通了蘇伊士運河後,歐洲人敏感地意識到了在世界交通中的加速,大大縮短了航程,東方航線也變得更有吸引力。福克旅行的過程可以說明,東方也已經完全的西方化了,那些婆羅門教祭師與大象,跟所有這個因交通而變得可通達,以地點空間方式呈現的行星(a location-spatially represented planet)之上所有曲面的伸展(curved stretch),亦無分別。

 

凡爾納:海底兩萬哩 (03/24)

 

這裡是《晨報》上的時間計算:

倫敦到蘇伊士途經塞尼山和布林迪西,坐火車和汽船共7天;

蘇伊士到孟買,汽船13天;

孟買到加爾各答,火車3天;

加爾各答到香港(中國),汽船13天;

香港到橫濱(日本),汽船6天;

橫濱到舊金山,汽船22天;

舊金山到紐約,火車7天;

紐約到倫敦,汽船和火車9天。

共計:80天。

「真的呀!總共只要80天!」斯杜瓦特(Stuart)叫道⋯⋯「但是還必須得算上各種意外情況,糟糕的天氣、風向,說不定船還會損毀,火車出軌,這些事故還得算上才行⋯⋯」

「一切都包含在內」,福克答道。

「也包括印度當地的土著破壞鐵軌,把火車停,或者把郵車弄翻,搶劫旅客?」斯杜瓦特追問道。

「一切因素都包含在內」,福克再次答道。

 

 

凡爾納在此表達的信息就是,在技術飽和了的文明時代,已經不存在冒險,只有對延誤的擔憂。因此,這位作家特別在作品中強調主人公在旅程中並未增長見聞。主人公福克帶帝國色彩的冷漠(imperial apathy)讓他不會被任何波動所動搖,因為作為環遊世界的旅人,他不用對當地人釋出尊重。當環遊世界的可能性被創造出來,旅客所體驗到的地球——即使是在最遙遠的角落——都已經早由報紙、旅遊作家或是百科全書描繪出各種情況的寫照,而且更全面;這就解釋了為甚麼「異國」("the foreign")根本不值旅行者一瞥。無論這期間發生甚麼樣的偶發事件,比如在印度有人燒死寡婦,還是在美國西部遭到原住民攻擊,原則上說,這些都只不過是一些過程和狀況,作為倫敦改良社的會員早就對此耳熟能詳了,親歷現場的旅行者也不會多長知識。旅行者如果帶著這樣的前提去旅行,就既不是出於娛樂,也不是為了商業目標,而是一種單純為了旅行而旅行:ars gratia artis; motio gratia motionis(為藝術而藝術;為運動而運動)。

來自意大利卡拉布裡亞的(Calabrian)旅行家卡雷裡(Ciovanni Francesco  Geimelli Careri) 因為家庭問題而感到沮喪,於1693年至1697年間環遊世界。他就屬於那種沒有商業上考慮而週遊列國的人——即最典型的旅客(the tourist)——在現代性這場劇目中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人物。他於1699年出版的《世界游記》(Giro del Mondo)對於純興趣奇想的全球化文學,是一部具奠基意義的文獻。格梅里・卡雷里(Gemelli Careri)也展現出探索者的姿態,他就相信自己擁有時代精神(the zeitgeist)賦予的使命,回國後應該向人講述在外面所見所聞。他在墨西哥的觀察以及對跨越太平洋的描寫,即使在幾個世代之後,都仍被視為民族地理學(ethno-geographically)上令人敬佩的成就。儘管後來的旅行家都偏愛用一種主觀化的口吻來描述自己的見聞,但是旅行與寫作之間的關係卻直至十九世紀都不曾改變。在1855年布魯克(Brockhaus)出版的《會話辭典》(Conversationslexicon)中,就將遊客(tourist)定義為「一個沒有特定理由(比如科學研究)的旅行者(traveller),他旅行只為了讓自己去過旅行,並在事後可以描述」。

 

格梅里・卡雷里《世界游記》(Giro del Mondo)

 

在朱爾,凡爾納的故事裡,環遊世界的主人公已放棄記錄者的職責,而成為一個單純的過客。他以運輸服務的客人身份出現,付錢旅行,而沒有任何值得一談的經驗。環遊世界對他來說成了一項體育運動的成就,而非哲學的課業,甚至不再是教育綱領中的一個部分。因此,福克就可以像一個運動員一樣,自始至終保持沉默。

關於要在八十天內環遊世界的技術面向,以1874年的標準來看,凡爾納其實並不算有創見。考慮到當時決定性的運輸工具,即鐵路與螺旋槳推動的蒸汽船,主人公福克的旅行完全符合當時運動之技藝:將冷漠的英格蘭人從 A 處送到 B 處,再返回。儘管如此,斐利亞・福克這人物還是有著預言性的特質,他作為一個一般化的偷渡客的原型出現,他與被他拋離在後的地景之間唯一的關係,就是他希望穿越它們。斯多葛式的遊客更喜歡關著窗戶旅行;作為一位紳士,他堅持他有權認為沿途所及之物都不值一看;作為一個漠不關心的人,他拒絕去發現新事物。這種態度預示了二十世紀的一個大眾現象:與世隔絕的旅行團旅客四處轉乘交通工具,看到的事物不會超出宣傳冊子上的圖畫。福克正好是他在類型學上的先行者之反面: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世界旅人與地理學家,每次出行都帶著發現、佔領和豐厚金錢的收獲。從十九世紀開始,緊隨經驗旅行者(英:experience-led travellers/德:Erfahrungsreisende)步伐的是體驗式遊客(英:event travellers/德:Erlebnistourist),他們去到遠方,為了透過眾多的印象來豐富、提高自己。

 

赫曼・凱撒林伯爵《哲學家的旅行日記》(英: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德: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

 

關於二十世紀的印象派旅行者,文化哲學家赫曼・凱撒林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憑他的遊記贏得一定的名聲──在一戰後的歲月裡,他的《哲學家的旅行日記》(英: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德: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成為德國每個嚴肅讀者家中必備的藏書。作者用了十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一趟遊遍世界各個文明的偉大旅程,作為一個黑格爾式的實驗──由於拖延了回歸德國而恍然大悟。與凱撒林伯爵相比,福克顯得更具有優勢,因為他不再需要假裝從整個旅行中學習到甚麼本質性的東西。凡爾納是更好的黑格爾主義者,因為他理解在被安排妥當的世界中,不再可能會出現實質性的英雄人物,最多只有次級的英雄而已。伴隨著主角從紐約橫渡大西洋到英格蘭時,因為煤炭短缺,要以船上的木質部分作燃料,正是因為這想法,這位英格蘭人在還是有一刻觸及了原來的英雄主義,為自我犧牲這原則給了一個扭轉,保存了工業時代(the Industrial Age)的精神。此外,在一個以空間作結構的世界之中,恐怕只有體育運動與脾氣(spleen)可以描述男性最後的奮鬥之地。另一方面,凱撒林伯爵像是世界精神某種遲來了的人格化,意欲藉環遊世界以「到達自我」(to come ‘to himself’),如此他就變得可笑了——於此他有句滑稽的格言:「通往自身最近的道路就是繞著地球一周」。然而,就像他在書中所說:正在旅行的哲學家不能有任何經驗,而只會收集印象。


 

選自《資本的內部:全球化的哲學理論》,彼德・施羅特岱克著,常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英文版參考〈Jules Verne and Hegel〉,《In the World Interior of Capital: Towards 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Globalization》,頁36-39。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原題為〈儒勒・凡爾納和黑格爾〉,譯文經01哲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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