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為了教育(十)全球化不是飛來飛去,有事就一走了之|曾瑞明

撰文:曾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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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總是在一個特定社會環境發生。今天,不用多說,全球化已成定局,國與國之間相互聯繫。作為教師,我們不但教學生關懷自己的社會,因全球化出現的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也值得我們關注。

若依這方向,教育的其中一個目標正是培訓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出來。這觀念當然也不是全新的。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斯多亞學派,都有全球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思想。全球主義者認為我們對人有道德責任,而非只有對自己同居於一個城邦或城市的人才有。這究竟是離地的「大愛」,還是我們限於關心一地的道德觀本身太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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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新高中課程的通識教育科,亦有全球化單元,讓學生了解全球化的成因和影響,進而評價全球化是祝福還是咀咒,這也可算入全球公民培育的工作。但在本土主義思潮冒起和在新型冠狀病毒席捲全球之後的新秩序下,我們實有理由重新思考全球公民是怎樣的一回事。在學校的脈絡裏,教師在這方面的責任和工作又是什麼?

將全球化等同為競爭

誰都懂「全球化」這三個字,但不同的人卻會看出不同的全球化來。有些人會將全球化等同為競爭,而且是和全世界競爭。這種論述很簡單︰不同的人才會來我國家的人力市場來,要應對這種情況,我們就要更有國際視野、不同技能,才能站得住腳,找到好的工作。這也是如今頗流行的全球化教育。教育領導特別喜歡這種論述,而實際上到處考察,「飛來飛去」的人,也特別喜歡這種看法。全球化對於這群人來說,實在是極之美妙的事情,可以到世界各地工作,享受每一個地方的好。但這論述彷彿欠了「責任」和「歸屬感」這些詞彙。在這種全球化下,當一地有事,擁有流動能力的、多重國籍的,也可以一走了之。

在全球化下當一地有事,擁有流動能力的、多重國籍的,也可以一走了之(Unsplash: Nicole Geri@nicolegeri)

你可以說一樣米養百樣人,但從教育的觀點看,我們必然要回答一個問題︰我們該培育哪一種人,去應對全球化下的世界?

教師的政治哲學素養

今天,要做全球公民教育,其實殊不容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出版的《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perspectives: Reflections and possible ways forward》已指出排拒性的國族主義(exclusionary nationalism)、民粹式極端右翼政黨都持續冒升。另一個事實是工人階級對全球化的抗拒會比中產階級為高,他們都在跟全球化抗拒,教師應抱什麼立場應對,這就很考驗的政治哲學素養,也無可避免地有立場。這也是同工會明白的,班上如果有本土派的學生,應該如何應對?自己也成為本土派,扮本土派?本土派真的有問題嗎?很明顯,教師跟學生一樣,都要對這些問題思考,否則「全球公民」只是一個空洞的標籤。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出版的《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perspectives: Reflections and possible ways forward》(UNESCO)

在政治哲學的討論裏,也不是所有學者都把全球公民視為理所當然。國族主義者米勒(David Miller)指出建立一跨國界或者全球形式的公民,只是一種烏托邦的看法,也不能被稱得上公民身份(citizenship)。他的觀點是,公民必須是有一特定國界的,能分「我們」跟「他們」,才能有政治共同體的理念。另一方面,團結性(solidarity)和忠誠(loyalty)等政治德性(political virtue)只能生活在一政治共同體裏才能培養。

看到自己的局限

通識教育科雖然常常提醒我們有三個身分,本土、國族和全球,但的確三者存在矛盾。其理論先後次序也不易說清。社群主義、國族主義會把政治共同體放在社會和國家,但全球主義則提醒我們道德身份無分國界。不過,這不代表國族主義者米勒忽視全球的向度和普世的人權。

埃蒙・卡倫(Eamonn Callan)亦在《Creating Citizens: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教育哲學家埃蒙・卡倫(Eamonn Callan)亦在《Creating Citizens: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一書指出自由民主社會需要對政治德性作培養,而非僅僅有制度和權利保障就足夠。這顯示了我們對政治的想像不一定要非此即彼。我們要具體在地去培養公民德性,但不代表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不公義和壓迫可以視若無睹,甚至嘲笑關心的人。這是因為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價值並不只適用於一地之人。況且,我們真的要理解多元,就必然要放眼世界。自由民主社會尊重的「多元主義」(pluralism)要得到落實,沒可能忽略對世界其他文化的認識、理解和尊重,一方面這些文化可能已因移民存在於我們的社區,另一方面,我們若只懂跟與我「心靈相近」(liked-mind)的人圍爐,只會令我們變得狹隘。

哲學為了教育(八)避免教育成為製造不平等的機器|曾瑞明

因著國際文憑試工作的機會,最近認識了一位於東非毛里裘斯任教的老師。你說這種交流和合作有什麼意思?只能說,這令我更意會到自己的眼光只是眾多眼光之一——世界很大的。全球化一方面是把世界變得一式一樣,但同時亦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世界仍存在的差異。這在遊學團、服務團盛行的今天,說這麼簡單的道理其實是一種諷刺。花了這麼多時間和金錢去「遊學」,學生最終竟說兩地「差唔多」。在課室播一齣原住民的紀錄片,或者著學生讀讀人類學的書,或者更合「全球公民教育」的需要。

阿馬蒂亞・庫馬爾・森(Amartya Sen)《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Belknap Press)

反送中運動,香港奮力得到國際社會關注,當然關注得到了,不會是所有問題都被解決,但我們也感到全球社會的重要性。換一個觀點,我們又是否花足夠的時間和心力,去關心世界其他的不公不義,甚至作出行動?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Amartya Sen)在《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說︰「一個國家裡基於不義的不滿可能迅速蔓延到其他國家︰我們的「鄰居」其實已分佈在全世界裡⋯⋯我們在文學,藝術和科學成就上的各種接觸,讓我們很難想像對於各式各樣的利益和重大事務的考慮,可以合理地侷限於任何一個國家裡的公民,而不考慮其他人。」這種全球「一體感」究竟是相互利用,還是休戚與共,值得教師跟學生討論和澄清。未來的世界也會因著持不同觀念的領袖,變得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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