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引入斯賓諾莎與黑格爾 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傳播者
在這些經歷了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社會主義中國政治風波而活下來的哲學家當中，賀麟的學術經歷、譯介貢獻以及在政治聯繫上的轉變最能代表此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態，而他的生平本身也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一章。
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認為，1949年以來，中國就再沒有思想大師，尤其是經歷了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之後，曾經在清末民初曇花一現的哲學發展也都被摧殘。這種說法並非全然公允，抹煞了一大群思想家如何在政治壓力之下，仍保有精神的韌性、鑽研學術的熱情以及教育後來者的渴望。他們一方面重新檢討傳統中國的思想遺產，另一方面又不斷譯介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好比說被稱為「中國哲學界第一人」的金嶽霖、國學大師季羨林、大儒梁漱溟、馮友蘭、美學家朱光潛、維也納邏輯學派唯一一位中國成員洪謙、中國哲學史家張岱年等等，這些思想家雖然都不像民國時代的學者那樣沾上一層風流才子的浪漫傳奇，但每一位都在其所屬的專長中默默耕耘，奠定了當代中國的各種思潮根基。
賀麟學生張世英——中國黑格爾學者張世英離世 追憶他的「萬有相通」哲學
在這些經歷了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社會主義中國政治風波而活下來的哲學家當中，賀麟的學術經歷、譯介貢獻以及在政治聯繫上的轉變最能代表此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態，而他的生平本身也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一章。
從陽明學到黑格爾
1902年9月20日，賀麟在四川金堂五鳳溪鎮的一個士紳世家出生，父親賀明真在宣統時期曾任地方小官。在賀麟入讀私塾之前，賀明真就教他讀朱熹與王陽明，啟發了賀麟日後專研宋明理學。1919到1926年之間，賀麟就讀於北京清華學堂（今清華大學），在梁啟超與梁漱溟的教導下鑽研中國古代思想，打好了日後他的「新心學」基礎。此時，賀麟在對他影響最深、在中國開拓了比較文學的國學大師、翻譯家吳宓門下開始練習翻譯，並且以引進西方古典哲學為自己的終身志業。在二十年代的中國，接觸過西方哲學的人寥寥無幾：王國維不太能讀懂康德，只覺得他的哲學可信而不可愛；中國共產黨雖已成立，但陳獨秀等人還只是剛開始掌握馬克思思想，對德國哲學則只是略知皮毛；彌爾的著作雖早被嚴復翻譯，但研究的人少之又少；胡適引入的杜威實用主義，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來說也只能算是末流。
賀麟因著個人對哲學的熱愛，以學問拯救民族的願望，在清華畢業後決定遠赴美國求學。在奧柏林學院裡，賀麟得以直接接觸西方思想，除了哲學之外，他也學習拉丁語、基督教思想，更以人類學的研究來分析魔法與神話。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報捷，賀麟極為振奮。他在美國也開始常與西方人討論中國哲學、中國革命以及三民主義，但是對他來說最有深遠決定性的，是開始接觸到斯賓諾莎與黑格爾的哲學。賀麟並沒有放棄中國哲學而完全擁抱新學得的西哲，而是極力將朱熹、王陽明對身心問題的處理結合在他對斯賓諾莎、黑格爾的研究中。後來，久居美國的賀麟終於接受不了當地流行的實用主義思潮，他轉到黑格爾的祖國德國攻讀博士學位，然後回國於北京大學任教，首次為中國帶入了斯賓諾莎的哲學，並且大量翻譯了關於黑格爾的論著，造就了辯證法的研究熱潮。
從三民主義到共產主義
1931年，賀麟學成歸國時，國民黨早已完全右傾，與共產黨決裂，並且發動數次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圍剿。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佔領了中國東北。北京雖然未受戰亂摧殘，但身為愛國主義者的賀麟也從哲學的角度宣傳抗戰，寫成了《德國三大偉人處國難時之態度》，以歌德、費希特與黑格爾的生平激勵人心。抗戰期間，賀麟在學術界與文化界漸露鋒芒，但是最受他思想影響的卻不只限於芸芸學子，更包括蔣介石。
隨著日軍南侵，國民政府將幾所重點大學的師生都遷到雲南，合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此時的賀麟不但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振興民族的最正確方法，也認為孫中山本人最貼近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對賀麟來說，蔣介石同時是孫中山的政治與哲學繼承人；對蔣介石來說，賀麟所研究的黑格爾哲學最能滿足他的精神需求。蔣介石一生都在軍旅之中，又處處顯出其政治手腕不甚高明，其人彷彿毫無墨水，但他私底下對聖經與諸子百家都愛不釋手。傳說蔣介石在中原大戰時被夜襲，手下都被俘虜，但因為他向上帝祈禱而得以脫險，自此受洗成為虔誠基督徒。中日戰爭最白熱化的時候，蔣介石卻痴迷於宗教與形而上學，幾次召見賀麟與他談論黑格爾。蔣曾經在日記中寫道：「看黑格爾與朱子太極解之比較說（賀麟的博士論文）完，記曰：余甚想於此再加闡明，思於中西太極哲學，有所擇，以期貫通。但願天能再假我二十之年耳⋯⋯回憶去年，余本身進步，以宗教之信仰與哲學之心得為最大⋯⋯黑格爾矛盾之理，即中國陰陽之道，黑格爾所謂絕對存在與絕對本源，即中國太極咸具萬理之理也⋯⋯」都是與賀麟會面之後所得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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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剛勝利時，賀麟仍然極推崇蔣介石，將他的言行與費希特的思想相比。在國民黨屢屢敗陣於共產黨，幾乎失去北平之前，蔣介石將賀麟列為優先帶走的人員之一。然而，在國民黨背棄了國共停戰協議，借美國之力堅持內戰時，賀麟就發現國民政府不單已經相當腐敗，對進步學生又加之監視、迫害。當對蔣介石忠心耿耿的「文膽」陳布雷自殺後，更讓賀麟對國民黨及蔣介石心灰意冷；對黑格爾研究的觸類旁通令賀麟對共產主義毫不畏懼，種種原因使他決意留在大陸。
1949年之後可說是賀麟學術生命的顛峰。與許多知識份子一樣，賀麟要以唯物史觀重新批判自己早年的唯心論思想與政治關係，但對他來說，這種思想改造並不是政治迫害，而是三種哲學——馬克思主義、儒家理學以及德國唯心論的結合契機。毛澤東對賀麟亦相當禮遇，數次邀之進餐討論哲學。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賀麟已經翻譯了幾部哲學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包括黑格爾最為難讀的《小邏輯》（1949年出版）、《精神現象學》上卷（與王玖興合譯，1962年出版）以及斯賓諾莎的《倫理學》（1958年出版）。單就翻譯原著這一功勞，賀麟已經足以成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傳播者之一；而他在各著作中對當下西方思潮的評述，則又顯示他的思想步伐走得多快：當新黑格爾主義、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法國方興未艾，賀麟早對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盧卡奇（Georg Lukacs）等領軍人馬作了深刻的批判。
65歲的賀麟迎來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賀麟因為長期研究唯心論，以及曾與蔣介石有緊密接觸，而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賀麟被毒打、遣送去勞改，財產被充公、房屋被佔、書房也被查封。相傳當時有朋友勸賀麟一起自殺避免受辱，但他一直冷靜面對政治壓迫，既無絕望赴死之心，也對中共毫無忌恨。這段慘痛經歷不單無損賀麟對馬克思主義的支持，他更在文革結束後，以81歲高齡加入共產黨。賀麟對現實抱有的超然態度出於他的哲學信念，特別是他對斯賓諾莎的追隨。斯賓諾莎在世時因為反宗教和接近泛神論的哲學而被猶太教會排斥，被禁止與任何人來往，甚至有宗教狂熱份子刺殺他，但斯氏毫無怨恨，反而一邊打工一邊著述。賀麟在其《斯賓諾莎像贊》就表明其同樣不被命運擺佈心志的思想：「知人而憫人，知天而愛天⋯⋯世衰道微，我生也晚；高山仰止，忽後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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