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淵大飯店》:法蘭克福學派的父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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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冠緯

 

每個兒子在父親眼裡都是不成才的,而兒子只能在順從或反抗中找尋父親的形象。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寫下這段話,「如果佛洛依德不是在日耳曼─猶太語言文化的環境中探究,那麼我們可能就沒聽聞過『伊底帕斯情結』」。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第一代學人,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均為德國籍猶太裔;他們的父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時,因經商致富,進而躋身務實的中產階級並融入德意志社會;然而,這些同化猶太人(assimilated Jews)之子卻沒有照他們的期望腳踏實地、成家立業,反而追求著看似無用的哲學專研。

 

歡迎來到深淵大飯店

英國左翼出版社 Verso 今年(2016)出版的《深淵大飯店─法蘭克福學派眾生相》(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是由衛報(The Guardian)藝文版專欄作家 Stuart Jeffries 所作,蒐羅了法蘭克福第一、二代學人的軼事。儘管有些部分讀來過於臆測,但書中的故事賦予法蘭克福學人更立體的生活形象,也對法蘭克福學派雜揉馬克思主義及佛洛依德心理分析的批判理論,找到更生活化的論據基礎。「深淵大飯店」是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之詞,認為這些學人沉溺在遙不可及的理論殿堂,其實只是無用的虛無主義而已。同樣的,當68學潮爆發時,學運領袖 Rudi Dutschke 及 Daniel Cohn-Bendit 也不見得認同法蘭克福學派將理論跟實踐分開的作法。這些曾被奉為左翼批判的教父們就此被請下神壇:例如阿多諾在課堂就曾因為他不贊同當時學運的街頭路線而被學生當眾羞辱。

(《深淵大飯店》原書, 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Stuart Jeffries, London: Verso, 2016)

 

班雅明和霍克海默的「逆父情結」

時間回到20世紀初葉,法蘭克福第一代學人是如何背離了父親的期望,沉溺在批判理論的哲學專研之中。此書引用了湯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一個家族的衰落》(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富不過三代」的說法來比喻,只不過這些學人恐怕是還沒到繼承家業就先敗光了。班雅明是法蘭克福學派最有才華的學人之一,他的父親是柏林的古董商,也因為家學的耳濡目染,開啟了班雅明對於物世界(Dingwelt)的著迷,讓他發展出一套專研遭到歷史忽略、看似無用的物件之學問,在他的作品如《柏林童年》(德︰Berliner Kindheit um 1900 / 英︰ 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拱廊街計劃》(德︰Das Passagen-Werk / 英︰The Arcades Project)都表露無遺;然而,班雅明這種研究工夫在父親眼裡卻是不事生產:班雅明到了三十幾歲還在跟家裡拿錢,名副其實的啃老族。一戰後家道中落,班雅明及妻兒在父親要求下同住一個屋簷下,以能做點生意並且在父親資助下繼續攻讀,卻仍因家庭失和逃離老家。班雅明在生活處事的笨拙不適及不事生產,也難怪他對同為父子情結濃厚的卡夫卡有諸多性格上的投射。

在法蘭克福學派濃厚的父子情結上,班雅明絕非特例。同樣專研馬克思主義及心理分析的霍克海默也是如此。他的父親是斯圖加特一帶經營紡織廠的成功商人。作為家中獨子的霍克海默自幼就受父親栽培接班——送他到布魯塞爾、曼徹斯特等地實習,學做生意及法語、英語等外語,但在脫離斯圖加特的父親掌控後,霍克海默就像脫韁的野馬,過著靡爛的生活、有著複雜的情欲關係,直到父親得知後硬拎著他回斯圖加特的工廠做管理職;但霍克海默又跟大他八歲的父親私人秘書談姊弟戀,這一切看在父親眼裡實在是大逆不道,認為家道中落的秘書接近他兒子只是為了財產,就解聘了這位秘書來終止這段不倫之戀。儘管如此,霍克海默對父親的叛逆就此轉向美學的創作及哲學的專研,他的小說都是迷惘的少年對資本家的報復,而理論雜揉著對資本主義(資本家)及家父長權威的批判。

 

從第一代到第二代

家父長的權威是兩面的,一方面期望兒子發展如自己的意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給兒子最好的資源。馬庫色的父親就給他一棟公寓及古董及出版生意的持分,好讓馬庫色在完成一戰兵役「拍馬屁」(馬庫色擔任工作是在馬廄)及佛萊堡大學博士學位後,經營了六年的書商生意。阿多諾則是第一代法蘭克福學人最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即便是兩次大戰的兵馬控傯,他還是能夠維持著愜意的生活品質——1922年開始經濟大蕭條時,阿多諾全家還能到義大利奢華渡假,更不用說二戰期間,阿多諾的流亡地點仍在牛津、紐約、洛城等物價高昂的地方。阿多諾的父親是法蘭克福一帶的大酒商,當年為了娶信仰天主教的義大利女伶 Maria Cavelli-Adorno,也因棄猶太教改宗而鬧了家庭革命。帶有天主教真正「西方」的優越感,更使得阿多諾能夠在發展其思想體系上更加容易抽換「西方—猶太」的族裔認同,來開啟啟蒙辯證。而阿多諾的家境優渥,雄厚的經濟及文化資本,也讓他更能自信流暢表達自己,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話事人。

法蘭克福學派雜揉著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心理分析對家父長權威的依存及取而代之,從第一代法蘭克福學人的資本家父親的父子情結,或許也能找到生活化的論據;然而,當這些法蘭克福學人成為德國學界的山頭時,卻也扮演著智識界具有權威的父親。待到發展到第二代時,法蘭克福學派的父子情結也從家族父子關係轉移到知識師徒關係。第二代的法蘭克福學人,年輕時也曾參加青年團的哈伯馬斯,是阿多諾的第一任研究助理;其日後發展自身的思想體系是有別於第一代深陷於德國黑格爾—叔本華悲劇論的歷史觀,反而回到康德建構式的道德藍圖。哈伯馬斯念大學時就曾公開挑戰海德格的納粹傾向及其思想體系的「德意志內在性」,算是開啟自己無役不與的公共知識份子之路。鋒頭正健的哈伯馬斯,不只在學生刊物、報章雜誌發表己見,更在50、60年代的歐陸風起雲湧下意氣風發,例如與當時代表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的基民黨議員且社會研究所委員會主席的 Franz Böhm 激烈交鋒,使得 Franz Böhm 指責哈伯馬斯及其學生團體激化政治對立,是左派法西斯;有趣的是,若干年後,哈伯馬斯也用同樣的話來批評 Rudi Dutschke 為首的德國68學潮。

當時 Franz Böhm 的指責對社會研究所造成很大的壓力,而且哈伯馬斯的鋒頭實在太健;儘管霍克海默懷疑哈伯馬斯有些文字是出自於同僚阿多諾之手,但為了社會研究所能夠繼續拿到政府經費,還是趕走了哈伯馬斯。這也不是霍克海默第一次斬斷同儕後輩的學術之路,例如本雅明的教授升等論文沒通過也是因為他;之後,哈伯馬斯到了馬堡投靠由馬克思主義者Wolfgang Abendroth領導的馬堡學派,完成了教授升等論文,也就是日後名聞遐邇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哈伯馬斯日後回到法蘭克福大學,展開了與上一代「深淵大飯店」法蘭克福學派思想體系的斷裂:一方面承襲法蘭克福學派在歐陸思想的位置,另一方面藉由現代性重建計劃連結上自由主義為首的英美思想體系,完成了法蘭克福學派在知識上的伊底帕斯行動。

 

此書在最後一章,以Jonathan Franzen在2001年的小說《修正》(The Corrections)最後的「伊底帕斯行動」作結:自學術界轉行到媒體界的故事主角賣光所有批判理論的書叢——那些他一本一本從書店撿買回來的——就為了換點錢討好新認識的女友。事實是,面對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法蘭克福學派之批判雖仍舊有效,但同樣地背離了現實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問題;批判理論只陷溺在哲學理論的深淵,而無法提出實踐的解決方案,就像《深淵大飯店》這本書最後提到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廢青,也就是那些成千上萬過勞、低酬的勞動者,雖看似被史上最大社會主義革命強國中解放出來,卻只是為了世界另一端那些玩著平版的消費娛樂,而遊走在剃刀邊緣。法蘭克福學派的「深淵大飯店」與其說是理論的虛無深淵,倒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的深溺其境:You can check-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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