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7世紀為現代中國起點 史景遷：當時中國在世界表現更自信
作者｜胡雅雯
2021年12月26日，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於美國辭世，享年85歲。史景遷生於英國薩里郡，曾就讀於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並獲得學士學位，1959年到美國耶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師從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六十年代初，史景遷跟隨當時供職於澳洲國立大學研究院遠東史學系的明、清史權威學者房兆楹、杜聯喆夫婦攻讀博士；1965年，獲得耶魯大學史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康熙與曹寅：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於次年出版，後獲珀特爾論文獎。「史景遷」這一中文名便是由其導師房兆楹所命，原義為「景仰司馬遷」。1993年起，史景遷擔任耶魯大學歷史學史特靈教席（Sterling Professor，是美國耶魯大學最高的學術等級）。
從史景遷一生出版的14部著作來看，他確實不負導師房兆楹為其所取的名字——作品循著《史記》的精神，多數由歷史人物出發，甚至讓人物「自己說話」，同時構建相應時代的歷史背景。與史景遷同年辭世的史學泰斗、中國思想史專家余英時就曾認為，史景遷的著作應當被劃入《史記》的範疇，是文學與史學的完美結合。
學術伉儷研究中國近代史
史景遷將撰寫《中國志》的克路士（Gaspar da Cruz）與撰寫《漢語博覽》的巴耶爾 （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視為學術榜樣。他讚歎克路士的寬大胸懷和寫作過程中對精確與全面的平衡把握；亦形容自己如巴耶爾一般，將淩亂的史料收集在自己的「兔子洞」然後整理、書寫。他曾說：
「這兩位學者都很快被其他學者超越，後來者有著更廣的涉獵和更深刻的洞察力——或者，是擁有更加方便的出版途徑。但是，我仍然更喜歡思考這兩位學者，閱讀他們的沉思，因為不久之後，我們也會被其他人不同的方式超越……正如巴耶爾不停地警示我們的一樣，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一種難以控制的瘋狂，所以做當下能做的事情，盡力研究，接受批評或是褒獎——也許兩者兼而有之。」
此外，史景遷的妻子金安平亦為著名史學家，著有《合肥四姐妹》，描述民初教育家張武齡的四個女兒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的人生歷程及所處的歷史背景。金安平與史景遷相識於房兆楹的葬禮，後結為學術伉儷。
以小見大寫史風格
閱讀史景遷的著作，讀者很難不被他獨特的視角與引人入勝的「講故事」方式所吸引。從第一部《康熙與曹寅》開始，史景遷就將檔案史料與各類文史資料相結合，探究康熙的治術，同時描繪其作為清朝天子的內心世界。第二部《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以湯若望、南懷仁、戈登、赫德、鮑羅廷、白求恩、史迪威等人物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故事，探尋不同文化碰撞所引發的刺激與適應、理解與誤解。因由撰寫第一部著作時的充分研究，史景遷的第三部《康熙》（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採用自傳體裁，以第一人稱視角，在史料的基礎上發揮想像，將細節與歷史背景結合，巧妙運用倒敘、插敘、補敘、跨時空的回憶，既展現康熙的雄才大略又揭示其內心的喜怒哀樂。《婦人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The Death of Woman Wang）以山東郯城縣誌、黃六鴻的《福惠全書》為史料基礎並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聚焦清初偏僻鄉邨的農婦生活，重組17世紀小老百姓的生存處境與社會歷史環境。《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著眼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歷史環境與文化空間，還原康有為、魯迅、丁玲的追求、挫折、困境與期盼。同樣以人物還原歷史背景的著作還有《利瑪竇的記憶宮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等等。《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以通史形式全面梳理了1600年至二十世紀末的中國歷史變遷，文筆暢達，於客觀之中寓有對歷史的理解和同情，成為海外研究中國歷史的基礎文獻。
寫史筆法曾遭批評違基本規範
從人物視角書寫歷史全相，自由馳騁，生動呈現中國的歷史經驗，令史景遷的著作兼具史學研究及暢銷書的特色。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曾形容：「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史景遷的研究著作總能給讀者帶來閱讀「爽感」。當然，他的書寫方式也受到批評與質疑。據稱，錢鍾書就曾戲稱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說家」。對於批評他的著作「違背了歷史學著作的基本規範」，史景遷認為以小說情節與適當的想像填補空白是合理的，因為小說再現現實、根植於作者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而中國古代的史學家也曾在歷史著作中為人物創造對話與情節。在進行史料研究時，史景遷受到康熙本人喜愛使用「朕」這個第一人稱代詞所啟發，同時借鑑莎士比亞在《皆大歡喜》中提出的人生七個階段理論，因而選擇在《康熙》一書中讓這位清朝天子親身講述自己的故事、展示自己的內心情感與人生體驗。對於史景遷來說，歷史人物是濃縮故事很好的方式，可以用足夠多的細節來敘述個人的故事和動機，不用進行特別深入地探究就能解釋出故事的很多方面。他也認可文學與史學的密切關係，視司馬遷為為數不多的天才，並受到《史記》影響，認為司馬遷「非常清楚如何構建故事，也知道如何能讓故事產生長久的影響。」史景遷亦致力於通過閱讀不同種類的資料，從而理解它們向我們傳達的、關於過去的訊息，他直言「歷史就是講故事，但是你要在故事中儘量展現當時的社會和主要事件。」可以說，史景遷的方法亦是一種潛入史料追尋、塑造不同時代記憶的方法，而其以小見大的微觀視角對強調關注個人史與微觀史（microhistory），從而勾勒歷史、文化現象背後動態性、異質性的史學及跨文化研究深有啟發。
近代史開端看法與中國史學界不同
作為中國史專家，史景遷對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時間有與中國史學界不同的看法。他不同意以19世紀中國受侵略為起始的歷史分期方法，認為應該從17、18世紀開始，「因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表現出一種更自信的姿態。」
在《追尋現代中國》第一版序中，史景遷表示：「我的敘事起自一六○○年，因為我認為唯有從這個時間點啟始，才能認清中國當前問題的緣由，以及中國⼈該憑恃何種知識、經濟、情感來解決這些問題。」可見，其採用此一分期立足於認識今日的中國。他反對將「現代」的底蘊隸屬於我們所處的當代世界，而將過去「過去」託付給「傳統」，同時以「後現代」寄望未來。他認為「現代（modern）」這個概念是隨著人類生活的開展而時時刻刻處在遞嬗之中的，因而他主張，到了西元一六○○年，已存在既是融匯一體，又能兼容並蓄，既有明確的自我認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競逐新市場、新技術、新觀念的現代國家。與此同時，他亦指出，中共政府的官僚機制與其領導人對權力的堅持，及在生活各個領域中對人民遠大抱負的制約，與十七世紀晚明、清初的國家面貌並無二至。因此，借以十六世紀末作為敘述的起點，史景遷所撰寫的《追尋現代中國》也期望達致另一個目標：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尋常百姓在惡劣、甚至瀕臨絕望的環境中，自己掌握命運，投身對抗國家力量的次數多麼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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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認識到，一六四四年，於一九一一年，再於⼀九四九年，對現況絕望，以及緬懷夙昔的情懷和懷抱未來希望的⾚忱是如何彼此融匯，又是如何粉碎既存的秩序，打開了一條通往新時代的不確定道路。倚仗有關中國過去奮鬥的歷史知識，我們便能更深切體會中國內部面對彼此扞格的力量，以及中國最終能否在這現代世界中索求一席之地的機會。
將歷史研究視為拼圖遊戲，一個個生動、有血有肉的人物歷史故事便是史景遷所貢獻的、曾「缺少的那一塊」拼圖。有時候他需要努力找尋這些故事，有時候故事「不請自來」，帶給他驚喜。在尋找的過程中，拼圖的各個部份一點點彙集起來，他便將這一個個瞬間捕捉、編寫，以人物之口、在故事裏講述數百年的中國史。如今回望，在這探索與拼圖的過程中，他不亦將自己活成了自己的學術榜樣克路士與巴耶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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