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協議】中國放開金融「國門」 保衛陣地仍需堅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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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近兩年的中美貿易戰,在經過13輪高級別官員對話、兩次「習特會」和數次談崩之後,終於定於1月15日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這份協議包含怎樣的內容?中英文各自表述的措辭差異,透露着怎樣的訊號?兩國高調官宣一個月後方才簽署的這份協議究竟有着怎樣的政治意義?尚未開始的「第二階段」談判,又將以怎樣的方式和風格展開?聚焦貿易問題之餘,談判過程和結果又折射出兩國關係怎樣的歷史轉變?昭示着怎樣的前景?

此次中美談判的範疇僅僅是一份貿易協議,但其意義卻又絕不僅止於此。站在今天的節點,《香港01》將嘗試對以上問題,以11篇文章予以評述。此為第七篇。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系列

第一篇:習近平為什麼拒絕同特朗普簽協議

第二篇:劉鶴訪美簽協議 特朗普何以破例訪華

第三篇:魔鬼在細節:兩國表述與宣傳的差異

第四篇:歷時22月終簽署 中國的「小輸」就是「大贏」

第五篇:雄鷹沉醉 睡獅覺醒

第六篇:北京觀察:這不是中國的「城下之盟」

第七篇:中國放開金融「國門」 保衛陣地仍需堅守初心

第八篇:從毛時代到習時代 中美如何相互妥協

第九篇:30年今非昔比:中美談判對峙史

第十篇:第二階段協議怎麼談?

第十一篇:罵得不好 中國完全可以不聽

在經歷了漫長的談判之後,中美雙方於昨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正式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美國在談判期間咄咄逼人的架勢並沒有在協議文本中體現。即使以中國承諾為主的金融服務部分,也十分強調雙方的對等性。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金融服務部分,基本上是對中國近兩年金融開放實踐的重申。中國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雖然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時已有規劃,但是進展最快的是在近兩年。這一方面是由於中美貿易戰後美國方面的強烈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國進行資本市場改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及發展「一帶一路」戰略的客觀需要。

2018年4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博鰲亞洲論壇中,向全世界承諾進一步開放中國金融市場;2019年5月,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12條銀行業、保險業新開放政策措施;2019年7月,中國國務院金融委辦公室再次明確11條新開放政策措施;2019年10月,中國國務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部分條款予以修改,宣布於2020年逐步取消證券、銀行、保險行業的外資股權限制。

1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白宮東廳與中國副總理劉鶴簽署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美聯社)

本次簽署的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相當於補充了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細節。其中對某些還沒有實現的內容給出了具體時間節點,例如中國將不遲於2020年4月1日取消壽險、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領域的外資股比限制;對某些已經實現的內容予以了確認,例如中國確認已允許一家美國獨資信用評級服務提供者,對出售給國內外投資者的國內債券進行評級;對某些新開放的內容給出了實施細節,例如中國承諾將在5個工作日內,受理美國電子支付服務提供者在中國獨資開展經營的申請。

目前,中國社會對於金融開放的普遍擔憂有兩點。一是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會加劇中國資本市場的波動性,並提高輸入性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二是美國金融服務機構會對中國原有的金融體系形成衝擊,並可能引發「美國式」金融泡沫。

對於第一點,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沒有中國承諾開放資本賬戶的內容,因此中國資本市場短期內不會與國際對接。事實上,中國對資本賬戶的開放一直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2002年起中國在額度限制的基礎上開始向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提供資金用於中國境內的證券投資;2014年至2017年間,中國又通過額度限制的方式陸續開放了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股票、債券互聯互通機制。

雖然如今進出中國資本市場的渠道增多了,也拓寬了,但是中國並沒有放鬆對資本賬戶的管制。以債券市場為例,中國央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人民幣債券餘額為2.18萬億元人民幣,僅佔中國債券總額的2%左右。對資本賬戶的有效管制是中國屢次成功應對國際金融風險的基礎。因此,即使擴大金融開放,中國在短期內也不會全面放開資本賬戶。

1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左)與中國副總理劉鶴一同前往白宮東廳。(路透社)

至於第二點,美國金融服務機構入華會肯定會對中國原有的金融體系形成衝擊,而且這種衝擊有利也有弊。

在某些金融服務領域,美國金融機構入華將加速中國金融市場的專業化進程。例如,長期缺乏國際競爭的中國信用評級市場中「評級販賣」現象氾濫,大多數評級結果不能反映公司真實債務風險水平。這也成為2018年中國信用類債券違約規模按年暴增219%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國引入國際評級機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當前中國信用評級市場的亂象。

而在銀行、證券、保險行業,美國金融機構憑藉管理經驗等優勢,可能會侵蝕一部分中國金融機構的市場。對此,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東豔認為,中國已經成為銀行業總資產規模全球第一、保費收入全球第二的金融大國,中國金融企業完全有能力與國際金融巨頭同台競技,並在你追我趕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此外,美國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較強,不乏高風險產品,如果在中國金融市場過度創新,可能會導致金融泡沫的出現。對此,中國更需要做的是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在一視同仁的前提下,限制美國金融機構的盲目創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易會滿認為,在監管方面,中國的金融開放要「堅持放得開、看得清、管得住,切實增強開放條件下的風險防控和監管能力」。

其實,對於金融,中國領導層早已形成共識,即「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而對於金融的對外開放過程,亦應同理。

此前,無論是1978年進行改革開放,還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中國都沒有放鬆對資本賬戶的管制,僅開放了資本賬戶下的直接投資項目。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直接投資對實體經濟的帶動作用最大。此後的事實證明,以「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出發做出開放決策更有利於中國的利益。

如今,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談判桌上表現得不卑不亢,就是因為中國擁有龐大的實體經濟作為支撐。2018年中國工業產值約佔全世界30%,是美國、日本和德國之總和,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不可分割的一環。2020年中國或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任何國家都無法承擔忽視中國市場的代價。而美國之所以需要通過貿易戰脅迫中國購買美國產品,也是因為美國金融過度繁榮,對自身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導致產業空心化、產品競爭力大幅下降。

對比中國的崛起與美國工業的衰落,實體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只要中國秉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初心,美國金融機構入華就不可能將中國的崛起道路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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