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媒體角色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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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中美兩國媒體在各自國家所遭受的不對等待遇,就一直是時而被輿論所聚焦的議題。而當中美近一兩年糾葛頻頻,相關新聞就再度被抬到臺前。

2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佈「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一文,引來中國群情激奮,中國外交部多次要求《華爾街日報》就該文道歉。在未得到回應後,中國政府於2月19日褫奪了三位該報社駐華記者的簽證。雖然有53位《華爾街日報》記者及編輯聯名上書該報管理層,呼籲修改該文並公開道歉,但截至2月24日,《華爾街日報》仍未有做出正式回應。

而據彭博社2月24日報道,特朗普政府於當日在白宮召開會議,討論美國政府應對此事採取怎樣措施。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財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等人主張溫和處理,以免影響美中防疫合作;然而卻有不少與會人員認為應該採取強硬報復手段,包括驅逐數十乃至數百中國媒體駐美人員離境,雖然這有可能違觸美國法律,亦不符合美國價值觀。

《華爾街日報》2月3日刊佈的這篇專欄文章主要討論疫情對中國經濟之影響,內文並沒有甚麽不妥,唯獨該標題卻因歷史原因而有敏感且負面的含義。(網站截圖)

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2月18日宣布,將新華通訊社、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中國日報》、以及《人民日報》的在美機構認定為「外國使團」,這五家中國官方媒體在美國不再被視作媒體,而是被視作中國政府的一部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對此表示,「由於這些機構都為中共工作,我們將它們視作外國使團是很合適的,這符合國務院規定」,「這項行動早該進行了」。

按照「外國使團」的定義,這五家機構需要向美國國務院提交在美工作人員的姓名、個人資料及人事變動決定,並向國務院登記在美租賃或持有的房產清單。未來這些機構若在美租賃或者購買新的房產也需提前獲得許可。

對此,中國方面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於2月19日表示,美國一貫「標榜」新聞自由,卻對中國媒體在美機構正常運作「橫加阻撓」,敦促美方「摘下意識形態有色眼鏡,摒棄冷戰零和博弈思維,停止採取損害中美互信與合作的錯誤舉措」,並稱可能會做進一步反應。直到2月24日,中國政府尚未針對此舉採取具體「報復性」措施。

媒體之「南橘北枳」

應該說,當我們將自身剖離於中美兩國立場之外,客觀審視當下情況,便可認識到,美國政府此舉雖然有違自身新聞自由標桿,卻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國外交部的指控,也有其質疑的根基——歸根結柢,這場風波的根源,在於中美乃至中西各自對「媒體該發揮怎樣之角色」有不同的認知。此事着實談不上褒貶對錯。

正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現代媒體在西方和在中國經歷了不同的發展經歷,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定位及社會角色。

白宮2月24日該會議由副國安顧問波廷格(Matt Pottinger,中)主持。波廷格曾於1998年至2005年間先後擔任路透社及《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對華立場強硬。(Getty)

在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媒體誕生於16至18世紀,彼時如火如荼的基督教宗教改革運動、重商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革命,為媒體鐫刻了深深的時代烙印。媒體自彼時起便被視為權力的監督者,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的「第四權」。西方媒體從業者也是這樣自視的。

現代媒體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則有些不同。縱使媒體同樣扮演過監督者的角色,但晚清及民國時期國家羸弱,人民或悽惶於道路,或困頓於林野,彼時媒體人作為社會中的讀書識字者,復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舊時代的士子精神,故而誕生於該種背景的中國媒體人,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藉由文字對風雨飄零的家國起到鼓舞、警示、諫言、教育等作用。換言之,現代媒體之於中國,是國家積極發展的持份者和參與者。很大程度上,中國社會直到今天也是這樣看待中國媒體之角色的,而大部分中國媒體從業者也這樣自視。

在這種奇妙的認知差異下,中西媒體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在西方,社會的進步更多由資本和民眾自然推動,政府發揮協助性作用,媒體亦更多地為社會監督政府,揭露政府「公報私囊」或「濫用公權」等行為;而在中國,社會的進步更多由政府帶動人民落實,政府發揮引領性作用,媒體亦更多地向社會闡述政府的政策,為國家融合分歧,凝聚發展方向。亦因此,西方主流媒體基本都是私有,而中國主流媒體則都是國有乃至「黨有」。

媒體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是包括《華爾街日報》及霍士新聞等眾多媒體的擁有者,其中霍士新聞向以立場保守著稱,近4年更因「偏袒」特朗普而遭至不少非議。(Getty)

莫要以「不同」論「對錯」

當然,這種粗略描述並不能以一概全。

在西方,不乏有媒體為了社會進步而倡議主觀立場的例子,亦不乏有媒體受資本驅使而起到煽動性角色的例子;在中國,不乏有媒體及媒體人堅信「第四權」之理念,不惜犯險而求真理,亦不乏「著書只為稻粱謀」的例子。

而無論中國或西方,都存在個別媒體及媒體人秉持自我正確,只知報道自己眼中的「真相」,卻不知管中窺豹,向大眾展示了事態「片面的全貌」,從而造成負面的引導性效果。

因此,這次美國政府對五家中國官媒的在美機構採取限制性措施,除了源於美國政界對中國愈發濃厚的敵意,大抵也是因為該五家中國官媒不符合美國社會主體認知中的媒體角色。這並不意味着孰對孰錯。

可是,雖然可以不談對錯,但我們卻應該認識到,世界各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除了中國與西方這「淮北」、「淮南」,世上還有其他的文化迥異於中西的地方。當「橘」生在「荊楚」、「關中」、「嶺南」、「燕趙」又或「西域」,便又會生出不同的果實。當如今各異的文化無可避免地相互融匯,又該如何自適?或許,最終的解決方式只能是各方的妥協,且是以包容的心態積極「妥協」。

當中國被西方所影響,西方亦愈發感受到中國元素,當代媒體或許也需拋下既有的迷思,既做好「監督者」,亦做好「引領者」,既不要墮入西方媒體「我只是客觀報道新聞」、「一切有價值的新聞都應當報道」的迷思,亦不要陷入中國媒體「我要做祖國在這場國際輿論戰中的衛道士」之偏執。多一些獨立思考,總是不會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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