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持續居疫情榜首　拯救災難無法僅靠「民主」

歐洲各國政府開始籌劃逐步分階段地解除此前的封鎖等防控措施，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早已表示「我們開始看到隧道盡頭的光明」—— 「解封」和「重啟」5月或將取代「防控」，成為很多重災區國家的關鍵詞。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讓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無論是各國的領導人還是民眾，都期盼早一刻重啟經濟，也早一步讓無數企業和家庭在財務上止損。如果說人們從疫情的爆發中得到了什麼教訓，那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恢復，最終要建立在疫情緩解、人們能夠有效控制其傳播的基礎上。

全球「拐點」言之尚早

從全球疫情的數據來看，城市要恢復以往的繁忙景象，還為之過早。截至4月29日，全球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累計已經超過310萬例，已有22萬人因此喪命。其中，美國的各項數據持續「領跑」全球，確診病例累計到達103萬例，大約佔全球病例的1/3，死亡病例達6萬例，死亡率在4月呈上升趨勢。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日新增病例較增長最快的時期有所下降，每日增長處於2萬到4萬例之間，目前現存病例仍在增加。雖然防控措施顯現成果，「5月拐點到來」有可能，但「看到光明」還言之尚早，且很可能經歷更長時間的平台期。

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多數的歐洲國家。歐洲最早出現疫情爆發的意大利疫情終於逐步平穩，現存病例出現連續下降。疫情嚴重的法國、西班牙、瑞士都表示在5月將放寬一些封鎖措施。歐洲的疫情增長速度整體趨緩，很多國家也已經進入病例增長的平台期，但是法國、西班牙仍然高達數千的日增病例，以及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仍然值得警惕。目前，全球病死率最高的10個國家中，歐洲國家竟佔8個，不僅遠遠超過中國，更超過了此前死亡率較高的伊朗。

即便疫情進入平台期，也不代表疫情已經徹底可控。4月以來，曾經的「防疫模範」新加坡以及本地感染一度保持在低位的日本和俄羅斯，都出現了疫情的激增。截至4月29日，新加坡確診病例已超過1.5萬例，日本增至1.3萬例，而俄羅斯累計確診逼近10萬，總數超過了中國。

其中，新加坡的疫情被輿論稱為「二次爆發」，原因是防控措施在外籍勞工的宿舍中失效，造成全境43處外勞宿舍一半以上出現疫情，體現出防控網絡的漏洞和外籍勞工的生存狀況問題。日本北海道從3月病例所剩無幾到目前不得不重新封鎖，日本各地頻發聚集性感染，這和前期政府不願影響奧運會舉辦而給疫情降調以及始終沒有重視大規模檢測有關。而俄羅斯疫情的爆發，顯然前期成功防止來自中國的輸入病例之後，沒能及時在歐洲疫情爆發後加強防控措施。

要知道，新加坡在3月的防控，曾經達到現存病例連續多日下降的成果。以上的現實說明，疫情即便達到高峰，也並不一定就此進入拐點，若出現措施上的誤判和紕漏，還可能出現第二個高峰。

政治角力恐使防控失焦

或許比疫情更讓人擔憂的，是疫情引發世界各種力量矛盾的爆發。其中，對全球影響最大的是中美兩國在疫情下激化的結構性矛盾，甚至已經殃及在全球防控合作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世界衛生組織（WHO）。由於美國認定WHO「偏袒中國」且同中國一道「欺騙美國」，4月15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將凍結對WHO的資助。雖然中國此後對WHO追加了3,000億美元的注資，但美國調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種種動作勢必對WHO的防疫作用產生不利影響。

歐洲內部則正在因疫情受到的衝擊而更加撕裂。歐盟（EU）在疫情期間出現防控合作上的角色空缺，又在關於「新冠債券」等經濟救助措施上難以達成一致，這背後是歐盟一體化面臨的深層次阻力。而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因本人染上新冠肺炎而經歷了政治和個人命運的「過山車」，疫情對英國政治以及英歐關係將產生怎樣的影響還很難說。

在疫情依然嚴重的情況下，全球已經把焦點轉向了中美之間的輿論戰，乃至疫情爆發的追責問題，甚至炒作對WHO和中國的「獨立調查」以及「索賠」的言論。也正因為對防控疫情本身關注失焦，全球對以人口大國印度為首的一眾發展中國家正在蔓延的疫情並沒給予應有的重視。在歐美疫情擴散放緩的同時，南亞的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中東的沙特、阿聯酋，拉丁美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疫情隱患正在悄然加劇。

防控要求的治理能力非「民主」所賜

全球疫情遠沒有結束，從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以及韓國現狀，人們的確能夠看到「隧道盡頭」的希望。這些地區不僅已經長時間將新增病例保持在低位，且中韓兩國復工復產的情況亦沒有造成反彈迹象，港澳台三地的經濟活動受疫情影響更小。另外，伊朗和德國也已經看到現存病例連續多日下降，且目前沒有產生第二波疫情的迹象。

疫情引起的關於政治制度、國家治理乃至意識形態的討論已經太多。在中國大陸疫情的高峰期，外界不僅斥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而且台灣還掀起「民主抗疫」的論調。眼看著作為「民主燈塔」的美國以及近現代西方民主制度誕生地歐洲大陸在疫情下顯出的慌亂無措，西方輿論又警惕中國防疫的成功經驗將震動民主世界，中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在這種氣氛下更加對立。

實際上，從階段性防疫成果來看，政府的治理能力並不僅由國家的意識形態取向決定，全球視之為「專制」的中國足以證明防控疫情的能力並非民主制度所賜，而中國香港、韓國和德國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同樣推出了有效的防控政策，這樣的現實難道還不足以破除關於民主和非民主制度的迷思嗎？在人類面臨空前災難的當前，也只有放棄以意識形態解釋一切的習慣，才能冷靜分析自身治理能力的短板，以期做出必要的改革，這一點對每個國家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