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評全球化・四】直面全球化「熔斷」時刻　風暴中醖釀新形態

對於那些反對全球化的人來說，新冠疫情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理由。《經濟學人》（Economist）一張本來是表現如何阻止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封面照片，流傳到網絡上，被解讀成了一張暗示全球化走向窮途末路的照片——很多國家「關閉邊境」，更多人還發現全球製造業的脆弱，供應鏈並沒有做好應對大型流行病的準備……
《經濟學人》刊發的文章預計，「病毒給了那些反對全球化的政客以理由，各國可能跟隨美國向內轉變並關閉邊界，工業全球化進程或許會退縮。」還記得2019年初，有經濟學家就用Slowbalisation（慢化）來表達對全球化未來前景的失望。而後貿易戰、脫鈎論，如今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給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重重一擊。
但，如果冷靜想一想，這次疫情或許只是給了我們一個反思全球化的契機。《香港01》就此將推出四篇文章，從全球化的發展、中美兩國分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全球化當前面臨的問題等角度解讀，時至今日全球化到底經歷了哪些變化。
此為第四篇。

新冠肺炎疫情正逐步衝擊美國經濟多個領域。隨着越來越多企業停工和供應鏈中斷，美國製造業開始體會到疫情帶來的痛楚。3月份美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按月下降至49.1，只是一個開始。當月，新訂單指數為42.2，創2009年3月以來新低。就業指數更進一步滑落，連續數週新增失業登記人數超過600萬。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在霍士商業頻道（Fox Business）上表示，一種可能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回流的政策是，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immediate expensing）。按照他的解釋，這樣就「等於我們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埋單」。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鼓勵美資企業將工廠回遷至美國本土，確實是一個可以解決美國本土經濟下滑以及失業率高企的問題，但是，問題的根源在於，目前美國的綜合製造的成本高於中國及東南亞國家，而且美國當地也缺乏對應的製造業人才及配套的產業鏈。更關鍵的是，中國既是世界工廠，有着完整的產業鏈，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對於企業來說，生產靠近市場往往更具競爭力。因此，對於美資企業來說，100%補貼其回遷美國的費用，並不具有吸引力。更何況中國疫情已經得到很好控制，而美國疫情仍在持續蔓延之時，這顯然不是明智的選擇。

另外，目前這只是庫德洛的個人建議，不太可能上升到政府政策層面，畢竟100%的補貼美資企業回遷費用也是一大筆支出。由此，有人大肆渲染「中美經濟脫鈎」，也着實不必大驚小怪，如同這樣的結構不能一朝一夕形成一樣，這個「遊戲規則」也不是說變就可以變得了的。其實，在過去幾年中，美國也一直在推動「製造業回流」，但實際收效甚微，更多的美資企業仍然還是會從自身的利潤出發，就是那句「這是市場決定的」。

還是用數據說話吧。即便是在中美關係降至冰點的2019年上半年，有數據顯示，美企在華投資達到497億元人民幣，較過去兩年同期還增長了1.5%。而2019年8月底，據英媒報道的一項調查顯示，2019年有87%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沒有搬遷或者轉移業務的計劃。此外，幾乎所有還在中國運營的美企均表示，中國市場還有許多盈利的空間。

2019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對其會員企業的一項最新調查也顯示，絕大多數的美國企業表示他們中國業務盈利，且中國業務利潤率高於總體業務利潤率的受訪企業比例從2018年的38%增加至2019年的46%。同時，大部分企業表示，中國業務收入在過去一年繼續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中國業務是否盈利這一調查，有97%的受訪美企連續在2018年和2019年的兩次調查中表示盈利，這也是自2010年以來的最高比例。、

姑且不說，「去全球化」顯然並不是說去就能去的，只要資本逐利，都不是個別政治人物動動嘴巴就可以改變的，還是先看看，特朗普一直標榜美國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那麼「去全球化」，美國的後果是什麼，美國是否會獲益？

世人都知道，美國「剝削」世界經濟是靠着美元金融霸權，美國企業才能夠獲得超額利潤，美國股市才得以呈現大牛市。一旦去全球化，首先是美國公司成本上升，利潤下降。美國國內通脹壓力增加，低利率政策遇到挑戰，處在高位的美國股市也維持不住。正如前文所言，美國經濟無法擺脫貿易和財政雙赤字的局面，特朗普的思路是製造業回流，減少貿易逆差，但要減少貿易逆差，除非美國能把財政赤字降下來，不然一旦美國沒有貿易赤字，相當於沒有了外國給美國貢獻的儲蓄，美國經濟就會出大問題（實際上美國經濟目前維持着一個平衡：投資+財政赤字=儲蓄+貿易赤字）。

特朗普喊著刺激美國「再建設」、「再工業化」、「再就業」，但若強勢逆轉當前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降低相關產業的生產效率，削弱美國產業競爭力，使減税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最終損傷就業，損害普通民眾利益。更關鍵的是，從中長期看，有效需求不足、新動能乏力、勞動力成本高企、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分化以及政府債務飆升等結構性問題，仍是制約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深層因素。歷史在前進，時代在變革，從長遠看，「美國優先」恐怕增加了美國在世界深刻變革中掉隊和成為輸家的可能性，最大受害者可能就是美國自己。

當然，去全球化對中國不是沒有影響，最大的問題就是產能。一旦沒有了美國的需求，中國的產能就會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下降，會造成外貿和出口企業倒閉破產、人員失業，GDP增長速度下降。2008年次貸危機，就已經實踐了一把。次貸危機後，全球受到美國金融泡沫破滅影響，中國作為重資產重產能一方，自然受到很大沖擊。近年來，中國堅定推行「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其原因所在，就是2008年中國為了減少金融危機衝擊出台大放水政策的後遺症。

去產能的過程是異常痛苦的。當產能大於需求時，就會出現危機。如何控制好「度」，是對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考驗，也是中央政府需要持之以恒做的事情。

好在中國過去幾年一直在努力提振內需。近幾年淨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已經降到相當低的水平。美國需求下降會導致外向型企業損失慘重，但應該也不是過不去的坎。

不易察覺的變化

馬克思（Karl Marx）說，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質變。當輿論界還在激烈「廝殺」着要將產業鏈從中國轉移時，一些事情已經在發生。

中國市場在疫情衝擊後正逐漸恢復元氣。原本部分輿論以為，中國的產業鏈因為疫情會被其他國家拋棄、中國會與世界經濟被動脫鈎，但隨着疫情在全球範圍擴散，其他國家出現了大面積停工，中國反倒成了避風港，成為世界上生產能力最穩定的地區。

進入3月份以來，中國製造業復工復產的狀況冷熱不均，很多企業由於歐美訂單的消失而無法復產甚至面臨倒閉。但也有一些企業訂單不但沒有下降，還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這表示一些跨國公司將本來擬在歐洲、亞洲等其他國家生產的訂單轉移給了中國，比如蘇州、重慶等地的電子製造產業就是如此。究其根本，是因為這些地方已經形成了產業鏈集群，電子製造相關的配套零部件超過80%是本地生產。這種集群化的生產模式降低了從全球採購零部件所帶來的風險，在疫情時期突出顯現其競爭力。

這意味着，產業鏈集群化成為這次疫情中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重要特徵，中國已經形成或即將形成的產業鏈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製造產業鏈落戶中國的基礎。

此外，3月以來，各國政府為了挽救本國經濟紛紛釋放各種資源，不斷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當大量資金進入全球市場後，除了部分財政性資金可以用來購買抗疫物資以及解決本國民眾的生活問題外，大部分資金還是金融性資金。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些資金必然要追求回報率。從全球來看，能夠接納這部分資金並滿足回報需要的市場並不多，目前中國市場疫情控制得最好，是投資風險最小的地方，所以全球流動性湧向中國市場也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大概率事件。隨着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更多的外商將會看到中國產業鏈市場的發展前景，這種趨勢將為中國帶來資本市場發展和建立產業鏈集群的歷史性機遇。如何把握，需要仔細應對。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難理解中國各級政府堅持擴大改革開放，加速優化營商環境的深遠意義。中國在有條不紊地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一旦形成了既水平分工、又垂直整合的開放式產業鏈集群，將會有助於防範應對類似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天災人禍所導致的全球產業鏈斷鏈風險，同時因為產業鏈集群本身形成的巨大市場份額，還能有效避免關鍵技術被卡脖子的風險。

毋庸置疑，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全球混亂，大概是1929年以來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了。疫情攻陷全球，各國經濟社會都將經受停擺考驗，面臨全球生產鏈、供應鏈局部斷線以及更多不確定性。這無疑加劇了近年來某些地區已有所抬頭的經濟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及政治極化傾向。

短期來看，疫情觸發了全球金融市場動盪，投資者心態如此恐慌，市場跌幅如此之深，充分暴露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和運行機制內部的深層次矛盾。說到底，是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治理的不確定性，最終導致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趨於悲觀。

扭轉全球化退潮，歸根結蒂，需要從根本上對較長時間以來，全球化紅利在國家之間分配不均勻、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分配不公平的現象進行糾偏調整。以應對疫情為契機，各國均需要切實加大民生的投入，修補日漸失靈的社會福利體系，凝聚社會共識，重建社會信任，進而為全球化覓得新的可持續動力。

人們還需要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弊端進行深刻反思。回頭看去，過去的十餘年，可以稱得上是「蹉跎的十年」。2008年次貸危機後，更多是資產負債表意義上的修復，各國或是靠大力釋放流動性來實現金融資產的估值修復，或是靠大力推動基建來提升GDP，建立在堅實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和來自大多數民眾暢旺消費需求的「真實增長」並未實現，而金融脫實向虛的過度創新，金融運行與實體經濟背離的傾向也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扭轉。這些都為此次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埋下了伏筆，這難道不是又一次的「十年輪迴」？而且與上一次相比，各國政府手中的工具儲備和政策空間都面臨更多限制。

需要強調的是，危機時刻越是需要加大公共投入力度和加強政府角色的時候，人們越是不能喪失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信心。每一次全球性危機都是一次大考，人們既要應對當下，也必須要慮及長遠。1929年全球大危機時各國應對之道的進退得失，殷鑑不遠，亦足以為今日所借鑑。

當前，新一輪技術創新尚未轉化為實體經濟發展的真正有力推手，各國福利體系的修補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升級更需時日。人們需要採取切實有力措施緩解社會矛盾，減輕民眾痛苦，避免社會動盪。全球危機需要全球應對，除了各國政府間的協作，全球公民社會也應發揮團結互助作用，共度人類之艱，避免出現像1929年全球大危機那樣各自為戰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以及由之引發的災難性後果。我們已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和地區能成為一座孤島並獨善其身。

每一次全球危機的挑戰及其應對，都會帶來一次全球發展模式、治理範式和合作機制的革新。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使命，人類社會理應有胸襟、有能力避免陷入1929年那樣的局面，應攜手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實現更可持續的全球化和人類社會更公平的發展。